皆愚而弱。（法国如路梭之辈，皆不为旧教所囿者。法人喜动，其国人之性质使然也。）无他，亦自由与不自由之分而已。（法国今虽民主，然绝不能自由。）故今日而知民智之为急，则舍自由无他道矣。中国于教学之界则守一先生之言，不敢稍有异想；于政治之界则服一王之制，不敢稍有异言。此实为滋愚滋弱之最大病源。此病不去，百药无效，必以万钧之力，激厉奋迅，决破罗网，热其已凉之血管，而使增热至沸度；搅其久伏之脑筋，而使大动至发狂。经此一度之沸，一度之狂，庶几可以受新益而底中和矣。然弟子敢断中国之必不能佛，必不能狂也。虽使天下有如复生（复生《仁学》下篇……荡决甚矣，惜少近今西哲之真理耳。）及弟子者数十百人，亦不必能使之沸、使之狂也。弟子即尽全力以鼓吹之，而何至有法国之事乎？

    至“自由”二字，字面上似稍有语病，弟子欲易之以“自主”，然自主又有自主之义，又欲易之以“自治”。“自治”二字，似颇善矣。自治含有二义：一者不受治于他人之义，二者真能治自己之义。既真能治自己，而何有侵人自由之事乎？而何有法国托名肆虐之事乎？故有自治似颇善矣。而所谓不受治于他人者，非谓不受治于法律也。英人常自夸谓全国皆治人者，全国皆治于人者，盖公定法律而公守之，即自定法律而自守之也，实则仍受治于己而已。盖法律者，所以保护各人之自由，而不使互侵也。此自由之极则，即法律之精意也。抑以法国革命而谤自由，尤有不可者。盖“自由”二字，非法国之土产也。英之弥儿，德之康得，皆近世大儒，全球所仰，其言自由，真可谓博深切明矣。而夫子引隋炀、武后以比之，似未免涉于嫚骂矣。弟子欲辩论此二字，真乃罄南山之竹，不能尽其词；非有他心，实觉其为今日救时之良药，不二之法门耳。现时所见如此，或他日有进，翻然弃之，亦未可定。但今日心中所蕴，不敢自欺，故不觉其言之长。其谓涉于不敬，非对长者之体者多多，惟因文曲折，随笔应赴，不自检点，深知其罪。

    又自由与服从二者相反而相成，凡真自由未有不服从者。英人所谓人人皆治人，人人皆治于人是也。但使有丝毫不服从法律，则必侵人自由。盖法律者，除保护人自由权之外，无他掌也。而侵人自由者，自由界说中所大戒也。故真自由者，必服从。

    据乱之制度与太平之制度，多有相类者，然其渊源来历，全然不同，似不可以彼病此。（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一日《致南海夫子大人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