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阁下：欧阳公有言，不动声色，而厝天下于泰山之安。公之谓矣。三月以前，举国含生，汲汲顾影，自公之出，指挥若定，起其死而肉骨之，功在社稷，名在天壤，岂俟鲰生揄扬盛美者哉！今者率土归仁，群生托命，我公之所以造福于国家者，实仅发端，而国民所为责望于我公者，益将严重。

    启超以逋越余生，感非常知遇，又安敢徒作谀颂之辞，而不竭其翂翂，以图报称者耶。窃以为我公今后能始终其功名与否，则亦视乎财政之设施与政党之运画何如耳。今大事既定，人心厌乱，虽有殷顽，末从窃发，即一二拥兵自重者，其植基亦甚薄，不足以撼中央之威重，故军事上险艰，殆无复可虑。虽然，二十年来，国中民穷财尽，国家破产之祸，识者忧之已久，加以今兹军兴，百业俱废，东南膏腴之区，创痍遍野，当事之未定，人民怨愤有所寄，故生计之苦痛，亦强忍而暂忘之。过此以往，则沈瘵之病征，日益暴露，非得国手神药，有干瘪以毙亡已耳。国民生计之险象既如此，至于政府财政，比年以来岁入不足，已垂百兆，后此政费之增，有加无已，微论今兹南北两方临时军需填补不易也，而新共和之建设，每岁经常费必且无艺，使岁入仅如其旧，固已有举鼎绝膑之患，又况旧朝税强半应归裁汰，而新税源复无成算，并欲求如前此之所入而不可得耶！

    夫以今日而理中国之财，虽管仲、刘晏复生，亦不能不乞灵于外债，固也。虽然，外债能借得与否，即借得而遂能苏财政之困与否，皆视财政当局者之学识智略以为断。今日中国非借十万万以上之外债，不足以资建设，此有识者所同认也。然比者欲借数千万尚不知费几许唇舌，乃能就绪，遑论更进于此。固缘上下竭蹶情形曝露既久，抑其主因实由当局绝无规画，不足以取重于人也。昔俄之度相槐特氏举久涉破产之俄政府，不数年而苏甦之，尝循览其轨迹，未尝不借外债，而所以能得巨债者，则由日举其财政政策以炫耀于邻邦，使素封家深信赖之。夫岂无为其所卖者，然非槐特之思虑缜密，规模远大，亦安能卖人？启超于并世政治家中，最心仪其人，以为我国非得如槐氏者一二辈，盖不足以起衰而图治也。且借债而能善用之，固救国之圣药，而不能善用之，即亡国之祸根。今之论者，皆曰借债以投诸生产事业，虽多而不为害。斯固至言也。然有国者，安能举一切生产事业而垄断之于国家，且生产事业亦谁敢保其必无亏衄，况乎生产其名而浪费其实者，更数见不鲜也。是故借债而不得，固不免为今之波斯；借债而即得，又安见不为昔之埃及？今旧债偿还，缘乱愆期，友邦既啧有违言，倘新政府成立以后，不能立一有系统的财政计画，以昭示于天下，而取重于内外，恐干涉财政之噩梦，非久将现于实。夫至于干涉财政，则国家固蒙不可恢复之损失，而新政府之威望，与我公之功名，亦自此扫地尽矣。窃以为今世之理财与古代大异，若搜剔于锱铢，察察于簿书，虽极廉谨精核，无补于大计必也，合租税政策、银行政策、公债政策冶为一炉，消息于国民生计之微，而善导之，利用之，庶几有济。此启超十年来所竭虑研究，而亟思得其人而语之者。（两年前曾草一《中国财政改革私案》，垂十万言，托人呈泽公，其曾省视与否，尚不可知，采择更无论矣。）在旧朝积弊深痼，无论何人当轴，固难期见诸施行，今百度革新，大贤在上，若他日得为芹曝之献，自效涓埃于万一，何幸如之。所谓财政设施问题者，此也。

    政党之论，今腾喧于国中，以今日民智之稚，民德之漓，其果能产出健全之政党与否，此当别论，要之既以共和为政体，则非有多数舆论之拥护，不能成为有力之政治家，此殆不烦言而解也。善为政者，必暗中为舆论之主，而表面自居舆论之仆，夫是以能有成。今后之中国，非参用开明专制之意，不足以奏整齐严肃之治。夫开明专制与服从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