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主义”者那许多团体，次则国党右派的一部分人，次则所谓“实业界”的人。（次则无数骑墙或已经投降党军而实在是假的那些南方二、三等军阀。）这些人想在我的统率之下，成一种大同盟。他们因为团结不起来，以为我肯挺身而出，便团结了，所以对于我用全力运动。除直接找我外，对于我的朋友门生都进行不遗余力。（研究院学生也在他们运动之列，因为国家主义青年团多半是学生。）我的朋友门生对这问题也分两派，张君劢、陈博生、胡石青等是极端赞成的，丁在君、林宰平是极端反对的，他们双方的理由，我也不必详细列举。总之，赞成派认为这回事情比洪宪更重大万倍，断断不能旁观；反对派也承认这是一种理由，其所以反对，专就我本人身上说，第一是身体支持不了这种劳苦，第二是性格不宜于政党活动。我一个月以来，天天在内心交战苦痛中，我实在讨厌政党生活，一提起来便头痛。因为既做政党，便有许多不愿见的人也要见，不愿做的的事也要做，这种日子我实在过不了。若完全旁观，畏难躲懒，自己对于国家实在良心上过不去，所以一个月来我为这件事几乎天天睡不着，（却是白天的学校功课没有一天旷废，精神依然十分健旺。）但现在我已决定自己的立场了。

    我一个月来，天天把我关于经济制度多年来的片断思想，整理一番，自己有确信的主张。（我已经有两三个礼拜在储才馆、清华两处讲演我的主张。）同时对于政治上的具体办法，虽未能有很惬心贵当的，但确信代议制和政党政治断不适用，非打破不可。所以我打算最近期间内把我全部分的主张堂堂正正著出一两部书来，却是团体组织我绝对不加入，因为我根本就不相信那种东西能救中国。最近几天，季尚从南方回来，很赞成我这个态度，（丁在君们是主张我全不谈政治，专做我几年来所做的工作，这样实在对不起我的良心。）我再过两礼拜，本学年功课便已结束，我便离开清华，用两个月做成我这项新的工作。（煜生听见高兴极了，今将他的信寄上，谅你们都同此感想吧。）思永来信说很表同情于共产主义，我看了不禁一惊，并非是怕我们家里有共产党，实在看见象我们思永这样洁白的青年，也会中了这种迷药，即全国青年之类此者何限！真不能不替中国前途担惊受怕，因此越发感觉有做文章之必要。你们别要以为我反对共产，便是赞成资本主义。我反对资本主义比共产党还利［厉］害。我所论断现代的经济病态和共产同一的“脉论”，但我确信这个病非“共产”那剂药所能医的。我倒有个方子，这方子也许由中国先服了，把病医好，将来全世界都要跟我们学，我这方子大概三个月后便可以到你们眼边了。思永不是经济学专门家，当然会误认毒药为良方，但国内青年象思永这样的百分中居九十九，所以可怕。等我的方子出来后，看可以挽回多少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