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一定的损害，我们是多少忍受点呢，还是连续用尽各种方法消灭以求暂时免于受害呢？我看，在某些情况下，前者要比后者明智得多。”这是布里吉博士在荷兰任植物保护服务处指导者时提出的忠告：“从实践中得出的忠告是‘尽可能少喷药’，而不是‘尽量多喷药’……施加给害虫种群的喷药压力始终应当是尽可能的减少”。

    不幸的是，这样的看法并未在美国相应的农业服务处中占上风。农业部专门论述昆虫问题的1952年年鉴承认了昆虫正在产生抗性这一事实，不过它又说：“为了充分控制昆虫，仍需要更频繁、更大量地使用杀虫剂。”农业部并没有讲如果那些未曾试用过的化学药物不仅能消灭世界上的昆虫，而且能够消灭世界上的一切生命，那么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不过到了1959年，也就是仅仅在这一忠告再次提出的十年之后，一个康涅狄格州的昆虫学家在《农业和食物化学杂志》中谈到了最后一种可用的新药品至少已对一、两种害虫使用过了。

    布里吉博士说：“更加清楚不过的是，我们正走上一条危险之路。……我们不得不准备在其他控制方面去开展大力研究，这些新方法必将是生物学的，而不是化学的。我们的意图是打算尽可能小心地把自然变化过程引导到我们响往的方向上，而不是去使用暴力……”。

    “我们需要一个更加高度理智的方针和一个更远大的眼光，而这正是我在许多研究者身上未看到的。生命是一个超越了我们理解能力的奇迹，甚至在我们不得不与它进行斗争的时候，我们仍需尊重它……依赖杀虫剂这样的武器来消灭昆虫足以证明我们知识缺乏，能力不足，不能控制自然变化过程，因此使用暴力也无济于事。在这里，科学上需要的是谦虚谨慎，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引以自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