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头在这里既有介入感，又不乏启示性，详细记录了少女的生产过程，包括雅德维嘉的疼痛，氧气泵数量不够带来的麻烦，抱怨人手不够的护士，以及背景中的蜂鸣声。当罗曼得知自己有了个女儿后，他激动地哭着，将喜讯告诉母亲。影片在这对年轻父母站在婴儿床边的画面中结束，他们谈论着希望她长大后如何如何：比他们更聪明，和现在的他们一样快乐。

    拍完后，基耶斯洛夫斯基暂时告别了纪录片工作，鉴于他因为打搅别人私密生活而产生的内疚情绪，这一决定并不令我们感到惊讶。“即使是纪录片的镜头，也没权利进入这个我最感兴趣的主题：个人的私密生活。”他在接受法国电视台采访时说，“我宁可去药店买些甘油，刺激演员流下假的泪水，也不愿拍到别人真实的哭泣画面，或是真实的做爱、死亡的画面。”这种根本的道德立场令基耶斯洛夫斯基开始为电视台拍摄剧情片，第一部是1975年的《人员》。不过，纵观他1970年代后期的作品列表，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一些点缀在剧情片之中的短纪录片。拍过三十多部纪录片之后，他可以大胆地说：“就培养电影的综合思考能力来说，拍纪录片是一所很好的学校。”

    1976年，他花了将近五个月时间拍摄《医院》（Szpital），影片长35分钟（译注：原文如此，但在其余途径查得的影片片长均为21分钟），以一种令人不安的笔触记录了华沙医院中连续32小时工作的外科大夫。导演并未在片中加入自己的评论，相反，只是简单地将医院作为一个工作场所呈现出来：医生也是工人。正如他多年后所说的那样：“医生也想帮助别人，但却缺乏办法。”他们也抽烟，也想吃饱饭（但却不太成功），也按劳取酬。基耶斯洛夫斯基在片中建立起一种严格的时间结构，用字幕详细记录每一个小时的流逝。于是，全片被一种可怕的滑稽感笼罩：过劳的医生们竭尽所能，但仍需面对断电、劣等设备和缺乏睡眠等困难。在接受法国电视台采访时，导演回忆起当时的观众反响：“他们明白，我们拍的正是‘窥一斑而见全豹’的波兰，《医院》代表了一个更大范围内的真实的波兰，人们想对现状做出改进，但却束手无策，因为整个系统实在太糟糕了。”

    基耶斯洛夫斯基拍纪录片不喜欢用全知角度的画外音旁白，他更愿意只是简单地将人物、地点和过程呈现给观众。1977年的《看夜更的观点》（Z Punktu idzenia Nocnego Portiere）正是这种“客观”立场的典范之一。工人马里昂·奥舒赫习惯严守各种纪律，信奉“规则比人更重要”的道理。在17分钟的影片中，他从喜欢的电影类型一路谈到自己对死刑的支持态度。“我并不认为他是个坏人，”基耶斯洛夫斯基说，“我想他只是个很普通的人，只是他碰巧认为公开把人吊死会是件好事，因为那样可以杀鸡儆猴、遏制犯罪……之所以有这种想法，只不过因为他脑袋不太聪明，对生命的看法比较粗浅，从小的成长环境又是如此。”［13］影片完成后，奥舒赫自己也看了，而且还挺喜欢的。但波兰电视台计划把它公开播出时，基耶斯洛夫斯基提了反对意见，担心这可能会给奥舒赫带来的麻烦。（顺便提一下，尽管影片拍得十分简单，但配乐部分却请到了因与扎努西、瓦伊达等人合作而闻名的沃伊切赫·吉拉［ojciech Kilar］。）

    《我不知道》（Nie iem，1977年）是一个更加极端的例子，基耶斯洛夫斯基担心公开放映纪录片可能会对主人公造成影响。影片片长46分钟，来自下西里西亚某家工厂的工程师面对镜头，讲述了发生在他身上的真实故事。他是名党员，在那家工厂当了九年厂长，发现厂里有人往外偷皮革。但起初，他并不知道这些工人与当地警察甚至党委会都有关系。当他站到党的对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