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有善与恶、光明正大与阴谋诡计的人品较量。他们不顾雍正的宽宏大量，怙恶不悛，死不改悔，不仅在雍正继位前妄图篡国，而且在整个雍正年间都猖狂作乱，从煽动社会风潮、策划宫廷阴谋直到发动军事政变，为破坏“新政”、谋害雍正而无所不用其极。而雍正在忍无可忍时才发动正义的反击，但依然宽宏待敌，仁至义尽。通过雍正自己粗茶淡饭，却给大逆犯曾静享用丰盛御膳、自己大义灭亲杀爱子，却对主要政敌“阿其那（狗）”不忍加诛等“感人场面”，电视剧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爱民第一、勤政第一”、“得民心者得天下”的仁德天子之浩荡皇恩！

    这样的歪说也未免太离谱了。封建时代的宫廷阴谋往往成为千古之谜，说法众多难以统一并不奇怪，可是在雍正问题上无论怎样众说纷纭，严肃的史学家没有一个会相信《大义觉迷录》中的雍正自道，包括那些高度评价雍正政绩的人在内。因为该书的拙劣编造早在当时就已是欲盖弥彰，以致雍正一死乾隆立即把它列为禁书。正如我国一流清史专家集体编著的最近著作《清代简史》（多卷本《清代全史》简编本）所说：“由于胤禛与隆科多合谋取得帝位，事出仓猝，密谋不周，以致漏洞很多。雍正即位后，花了很大气力堵塞漏洞，但越堵越漏，《大义觉迷录》就是其中一个典型。”对这样一种连雍正的儿子和指定继承人都羞于示人的编造，这部“历史正剧”的编导却不仅全盘接受，还锦上添花，真是不知“今夕是何年”了。

    冯尔康先生是国内史学界倡导给雍正翻案的代表，曾誉雍正为“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比较杰出的帝王之一”。但冯先生对雍正伪造历史的劣行也深有体会。中国素有标榜直笔的“史官文化”，虽然实际上历代帝王都干预修史，造成“实录”不实，但像雍正那样不仅伪造历史，而且涂改档案，伪造史料，则还是罕见的。在对照了雍正“加工”过的《朱批谕旨》、《上谕内阁》等档案与故宫中幸存的原件后，冯先生也感叹曰：雍正“爱改史料，实是一个大毛病。”（冯著：《雍正传》522页）宫中档案尚要改，何况《大义觉迷录》这样的宣传品？而雍正所以有此种爱好当然不是闲得无聊，实在是他亏心事做得太多了。

    就以雍正“得国”而言，虽然九重之内的许多细节已成千古之谜，民间种种流言也未必可信（如改康熙遗诏“传位十四子”为“传位于四子”之说显然不实），但今天已能确证的事实是：

    第一，康熙暴卒于畅春园时，胤禛与负责警卫的隆科多控制着局势，真情如何只有他们二人清楚。而《大义觉迷录》所讲的“八人受谕”（即雍正到畅春园以前康熙已向隆科多及七位皇子下达了传位诏谕）之说纯属编造。他为何要编造呢？

    第二，所谓“康熙遗诏”的汉文原件现仍存故宫内第一历史档案馆，它之为雍正伪造是铁证如山的，冯尔康先生也指出：“毫无疑问，这个诏书是胤禛搞的，不是康熙的亲笔，也不是他在世时完成的。”（同上书62页）当然，冯先生并不认同雍正“篡位”说，但他没有解释：不篡位为什么要矫诏？

    第三，康熙末年诸皇子在朝臣中声望最高的是皇八子胤祀，康熙本人最器重的是皇十四子胤禵，而胤禛（后来的雍正）并无任何特殊地位，因而其继位大出人们意料。这一背景是明摆着的。

    第四，雍正即位后立即把康熙晚年的近侍、常传达康熙旨令的赵昌诛杀，当时在京的外国传教士马国贤称此举“使全国震惊”。接着又下令要群臣把康熙生前所发的朱批谕旨全部上缴，严禁“抄写、存留、隐匿”。这显然有杀人灭口与防止秘情外泄的嫌疑。

    第五，隆科多与年羹尧是雍正继位的关键人物。隆掌宫禁，传“遗诏”，而年则为雍正派往西北监控争位主要对手胤禵的亲信。即位后雍正一时不顾君臣之礼地大捧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