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主要通过市场机制对各种经济要素的配置，在当事者自愿的交易行为中实现，而不是通过强制并“小”为“大”。大田农业是如此，种子生产虽有特殊性，这个大原则还是适用的。

    但这些尚属次要，这场讨论中存在的一种关于“小农经济”或“小农经济思想”的陈旧观念，才是我们真正需要评论的，因为它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如何规范种子市场的范围。

    什么叫“小农经济”？过去许多人把它定义为传统农业不同于现代农业的基本特征，它被理解为“一小二私”的小规模家庭农场，或者还兼有“自给自足”的意思，因而被视为“封建社会”的基础。有时它又被理解“小商品生产者”或曰“小资产阶级”，在这一意义上它又被视为“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改革时代人们对“资本主义”或市场经济有了新的认识，于是人们对上述两种“小农”也从一律贬斥为“封资修”余孽，而改为一贬一褒。这就是８０年代出现的“两种小生产”论。按这种说法，“自然经济的小生产”或自给自足的小农是封建社会的东西，而“商品经济的小生产”例如改革后的农户，则是向无论姓资姓社的“社会化大生产”过渡的中间形态，具有历史合理性。当然，这种合理性只能是“历史的”即暂时的，因为“商品经济小生产”迟早还会向商品经济（或计划经济？）大生产过渡。

    在关于种子产销的讨论中，出售种子的农户当然不是“自给自足”的，因而针对他们的“小农经济”之说显然是指“商品经济小生产”而言。但即使是这种承认其“历史合理性”的说法，现在看来也是完全过时之论。

    现代农民学研究与经济史研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达成以下两点共识：第一，家庭经营在农业这种特殊产业中具有特殊的适应能力，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农业也仍然以农户或家庭农场、而不是以“工厂式大农场”为主体，农业现代化当然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却并不一定要通过由家庭“小生产”变为集中经营的“大生产”来实现。第二，传统经济很少是所谓“自给自足”的，物流与劳务流在传统时代也可以相当发达，只是它的基础并非自由公民间的等价交换，而是人身依附状态下的超经济强制。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著名经济史学家希克斯所说，传统经济的现代化与其说是一个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的过程，不如说是个由“习俗指令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

    因此，如今“小”农早已不能作为“传统农民”或“农民落后性”的同义词。新版《不列颠百科全书》在传统农民（ｐｅａｓａｎｔｒｙ）这一词条中指出：“诸如自给自足或小规模生产等特征”都不是传统农民的本质特点，它的本质特点在于：传统农民“要受外部权势的支配”，这种“使其整合于更大社会的方式”才是传统农民与“其他农业生产者”的根本区别，“在（传统）农民社会，生产品及劳务不是由生产者直接交换，而是被提供给一些中心来重新分配。剩余的东西要转移到统治者和其他非农业者手里。这种分配权往往集中于一个城市中心，尽管并非永远如此。”简而言之，传统农民是“指令经济”中人身依附状态下的臣民，而现代农民（农业者）则是市场经济中享有充分权利的自由公民。这本工具书的这种解释其实是如今国际上左右各派农民理论的共识。而我们对此应该有更深的体会。因为过去正是在那个把“小农经济”看作最大弊病的年代里，我们以“一大二公”消灭了“一小二私”，从而不是消除、相反却是空前强化了那种通过“外部权势的支配”把农民“整合进更大社会”的机制，而正是在那个连“小农经济”的“尾巴”也被剪得一干二净的年月，我们却蒙受了据说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主义大泛滥的“十年浩劫”！而我们走出“浩劫”的第一步，却恰恰是以“恢复”农民家庭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