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今已有“立法太滥有法不依”之说，但是对于处置公共资产这样的大事，我们是不是应该先立个法呢？比方说叫《国资减持法》、《产权明晰法》，不管叫什么，它应该既体现公共委托与监督下代理交易的公正精神，也有关于资产评估、公开竞价、过失问责等程序性规定，以便“减持”过程能够合乎程序正义。

    前些时候“国有股减持”引起的轩然大波表明：如今国有股能否减持已经不是问题。但国有股如何公正地“减持”，仍然会引起尖锐的矛盾。十六大以后随着国有资产分级管理，各级政府有了明确的处置权。人们普遍预料国有资产“减持”的进程会加快。但正如“减持风波”表明的，国有资产能否“减持”也早已不是问题，但如何公正地“减持”？这个问题恐怕比“减持”之争更尖锐。

    表面上看，“减持”问题似乎存在着“效率与公平”之争。重“效率”者认为关键在于把国有资产交给“能人”以尽快改进经营绩效，重“公平”者认为关键在于国有资产必须卖个高价以避免公共财富流失。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假如“能人”不愿出高价怎么办？

    然而这样看问题未免太简单了。实际上真正的问题在于：在人力资本与资产要素并未市场化的情况下，谁有权、并且依据什么来确定“能人”？谁又有权、并且依据什么来给企业定价？众所周知，如今公共(不仅仅指国有)资产转制归原负责人的情况很多，而且在不少地方得到“转制应当让经营者持大股，经营者中让法人代表持大股”的红头文件鼓励。但是如果原来企业经营得很差以至资不抵债，那经营者能算“能人”么？如果他确系“能人”，但却故意把企业搞成“穷庙”以压低资产价值，低价买下后才发挥“能人”本事使企业妙手回春。那么这人岂不是有犯罪之嫌？反过来说，如果他转制前经营极好，又不挖“庙”自肥，致使企业升值，如今却要他出高价赎买，岂不是惩能奖庸乃至惩廉奖贪？但是假如反其道而行，优质资产贱卖而“穷庙”贵售，那能行得通么！

    常规市场经济中的产权交易并不存在这类问题。道理显而易见：市场机制本身既是一种有效的定价机制，也是一种“能人”凸显机制。只要交易权利得到公认，交易双方根据自己利益讨价还价的结果，各种要素自然会以合适的(各方合意的)价格聚集到能人(最能有效利用此要素者)手中。如果企业是出售者自己的，谁也不必提防他可能会贱卖了它。如果购买者掏的是自己的钱，他是否“能人”还用得着别人操心？

    然而问题在于，作为“国有资产减持”程序的“产权交易”并不是通常意义的“交易”。我曾指出过产权改革中最大的悖论即“卖方缺位”：产权改革不管是“卖”还是“分”，形式上都可以说是交易行为。但产权改革的目的就是要使产权“可交易”，而不是如表面上那样似乎是要找到“能人”或确定“价格”。道理很简单：如果产权已经可交易，资源自可优化配置，“能人”与“价格”都不会成为问题，何必还要改革？从逻辑上讲，要交易必先有“卖方”，而卖方就是原所有者。国有资产法理上属于“国民”----如果分级管理，就是属于该级行政区内的全体公民----决策官员只是看守这些资产。但如今条件下产权改革却是一场国民无法参与的“看守者交易”，看守者出售归其看守却非其所有的东西，其目的就是要产生“卖方”。然而“卖方”既尚未产生，“交易”又从何进行？

    在逻辑上解决这个悖论无非只有两种途径：一是把国有资产公平量化给国民(如东欧一些国家出现的“证券分配法”)以产生初始“卖方”，然后由他们来交易；二是建立以公共选择-监督机制(即民主机制)为基础的委托代理关系，使“看守者交易”成为合法的“代理交易”。我们不采取捷克式的分配方式应当是明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