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实际内容。它使得对方进行“有限”博弈的可能也面临极大威胁，实际上，这就是不仅自己“超限”作恶，而且逼迫对方也作出“超限”反应。若不阻止这种恐怖的蔓延，则此前文明社会对付恐怖事件的一系列人道原则都将难乎为继，全世界都将沦入“超限”恐怖的灾难。9.11灾难发生后美国被迫取消“乘客安全优先”原则，不仅表彰机上搏斗而且规定空军可以击落不听警告的被劫持客机，就是一个例子。

    正因为这样的邪恶前所未有，所以与“巴勒斯坦式”恐怖活动一般还有人出来承担责任不同，9.11恐怖袭击至今无人认帐。即便是塔利班与本. 拉登，除了幸灾乐祸之外也并不敢承认这一所谓“为了信仰而不择手段”的罪恶是自己所为。

    当时美国有人称这次事件为“21世纪的珍珠港事件”，这是为进行战争动员而出现的说法。实际上9.11与珍珠港无法类比：且不说9·11灾难造成的无辜者死亡等损失比珍珠港事件大的多，其性质更有很大不同。珍珠港事件针对的是军事目标，属于两国间由政府承担责任的战争行为，如果不就日本法西斯在世界范围内的反人类行径而仅就珍珠港事件本身而言，它只有不宣而战（“先战后宣”）的犯规之举可以说是违反了“国际（战争）法”，却很难说是反人道罪行——日本人的反人道罪行发生在南京、潘家峪、平顶山与桂河桥等许多地方，但不是发生在珍珠港。而9·11事件不仅从劫持民航机到袭击都市商业中心都是针对无辜平民的屠杀，而且也没有任何人（包括被指为疑凶的本·拉登等）出来承担道义责任。这无疑是最卑鄙的谋杀！正如今天即便是最丑恶的新纳粹，他或许会说奥斯威辛这事是编造的（而9.11灾难的不同就在于它不会被说成是编造的），但也无法宣称奥斯威辛屠杀是有理的并对其负责一样。奥斯威辛大屠杀与9.11大屠杀，无论按古今中外的任何一种道义原则它都是骇人听闻的、卑劣的反人类罪行。

    当然，正如海湾战争之后的情况一样，国际社会这种空前一致的谴责并不会一直持续。随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如果美国人的反应失去控制，比如国内出现针对阿拉伯人或穆斯林的种族、宗教迫害而公共权力与制度安排不能有效制止，比如在对外“报复”中失去理智而超越限度地使用武力造成不必要的平民伤亡，那么人们就有理由转而批评美国乃至以行动反对美国。但即便如此，9.11事件中的恐怖主义罪行也不会得到宽恕。正如海湾战争以后十年来批评美国制裁伊拉克过于严厉的声音逐渐高涨，但却没有什么人为当年萨达姆蹂躏科威特的罪行翻案一样。也正如今天人们可以批评乃至以实际行动反对犹太人国家以色列压迫巴勒斯坦，但却决不会有人为当年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罪行翻案一样。

    莫尔怎样抨击“弑君者”：评“弱者对强者可以不择手段”论

    然而由于多年来教育与宣传上的某种失误，也由于转轨时期“魏玛心态”的蔓延和其他原因，面对如此基本的是非，我们的一些国人却表现得惊人的糊涂。9.11之后的一段时间我们的网上充斥着“美国活该论”、“恐怖有理论”、“超限战英明论”等奇谈怪论。新纳粹否认奥斯威辛的事实但无法说奥斯威辛杀人有理，日本极右翼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事实但无法说屠杀有理，9.11屠杀的事实无人否认，而我们一些人的言论却公然认为这场屠杀是有理的！由于死难者中也包括一些中国人与华人，这样的言论已不能仅仅说成是“狭隘民族主义”问题，其对常识与良知的漠视令人震惊。

    我们知道，恐怖主义问题的起源复杂，简单的谴责是远远不够的，恐怖主义问题的解决更需要大贤德大智慧和社会机制与制度的改进，决不是简单的报复所能奏效。我们下面将会就此提出一些看法。但是所有这些看法都要以一些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