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鸦片战争后受西方冲击时，中西差距已经很大，尤其在农村劳动生产率方面这一差距更大，因而外来冲击对传统农村主要产生破坏性影响。由于体制与文化的双重制约，很长时间内中国农村难以适应世界市场，近代的半殖民化过程导致传统自然经济的破产、衰败，但却没有形成新的有竞争力的商品性农业，由此产生的农潮多带有明显的排外性质。

    而俄国受冲击时，俄国与西方差距尚不太大，尤其在农村劳动生产率方面的差距比土地生产率方面更小，因而冲击在前期反而促进了俄国传统农村原有体制的加强。从17世纪末到19世纪，俄向西方谷物出口大增，一度使俄国拥有“欧洲的面包房”之名声，这反而促使农奴制(传统村社制)进一步强化，统治者纷纷增大自营地，加强对农民的奴役，以便扩大劳役型商品粮生产。由此使农民更加仇视贵族，而不是仇视外敌。故1812年拿破仑征俄时，俄西部六省农民蜂起反抗主人而欢迎法军，这与中国义和团之排外恰恰相反。只是到19世纪中叶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俄国农业传统体制的弊端才日见明显，使俄农业日益难以适应世界市场，俄国与西欧差距拉大，于是外来冲击开始破坏原有农业体制。

    三、从改革到革命的中俄农村

    由于内外的压迫和社会的动乱，中国农村在鸦片战争后一直没有能适应世界市场，民间激化的只是传统型冲突(反抗朝廷的传统农民战争)，而不是传统与现代化的冲突。而后一种冲突在很长时间内只在乡村社会外的精英阶层中展开，因而从戊戍变法至辛亥革命，中国农民在晚清的改革与革命浪潮中均显得无所作为，游离于现代化与传统的冲突之外。而精英阶层亦不关注农村，所谓改革与革命似乎都仅仅是城里人之事。只有个别例外，如义和团曾被保守派操纵来打击维新派，而民国初期的白朗势力曾与孙中山有过联络，但总的说来，这些事情的作用与影响有限。

    而俄国农村对现代化冲击有个从适应到不适应的过程，故这一冲击不像中国那样导致严重的农村解体，却促进了农村革新，因此在乡村社会激化了传统与现代化的冲突。这一时期，俄国农村改革呼声大兴，与中国形成鲜明的对比。从1861年农奴制改革、1906年斯托雷平土地改革这两次“大改革”，到民粹派的“到民间去”运动与自由主义的地方自治运动，无不高度关注农村。但由于利益—代价分配格局导致农民运动的转向，尤其在斯托雷平强行剥夺村社农民的“警察式改革”刺激下，农民运动已从1906年以前冲破传统村社束缚的现代化指向，转为此后的“村社复兴”运动。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中国的农民运动在1911年前均是传统的官逼民反性质，只能导致又一次“改朝换代”，现代化指向内容模糊不清。

    由此又导致西方传来的马克思主义与农民运动关系上中俄两国之异同。马克思主义在西方本是一种现代化指向的思想，进入俄国后，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包括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在很长一个时期经济上要求自由农场而反对“村社集体主义”，政治上要求宪政民主而反对“人民专制”，在现实政治中更靠近自由主义，而更敌视传统“农民社会主义”(民粹主义)。但在1906年后的村社复兴——“反现代化”农民运动中，列宁完成了社会民主主义的“俄国化”改造，使之带有浓厚的反自由主义色彩，从西方社会民主党传统转向“后民意党”传统，最终脱离社会民主主义而发展成为布尔什维主义。

    中国与俄国相比，自由主义传统较弱，但社会民主主义传统则更弱。中国接受的是从俄国传过来的马克思主义，即“俄国化”之后的列宁主义。列宁主义入华后不像马克思主义入俄初期那样亲自由主义而拒斥农民，反而比较容易地与中国传统农民战争相结合，并切断了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