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农民也得到了大共同体的保护。因此，俄国农民对改革不感兴趣，致使俄国农业改革严重滞后，农村不但没有成为改革的动力源，反而比城市更为保守。

    中国由于原来的法家式“命令经济”具有更多的农业文明色彩，比苏东的“计划经济”效益更低。直到改革时，工业仍从农业中“抽取”营养，而人民公社体制仍然维持着俄国“原始积累”阶段的状况，农民只受到体制的束缚却得不到相应的保护，因此中国的公社农业不仅比俄国的集体农庄效率更低，也更不公平。农民于是成为中国改革的自发动力，他们在改革中摆脱了束缚却没有失去那本来并不存在的保护，因此异常主动。

    另一方面，中俄两国在改革前都靠“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建立了“计划体制”，但两者却有很大区别。尽管马克思主义在东传后在中俄都发生了“农民化”，但在中国“化”得更彻底，而在俄国则仍保留了若干工业文明成分，这就是理性主义的科学计划思想。从列宁欣赏福特制与泰勒制，斯大林时期的“马钢宪法”强调专家治厂、经济核算、科层管理与一长制，直到勃列日涅夫时代大兴数理经济学，强调要素配置的“最优化”模型，逐步发展了一套“科学计划”体制。中国则不然，其建立的体制更多地是带有传统农民战争色彩的“无计划的命令经济”，体现的主要是农业时代的长官意志与大轰大嗡的“运动经济”。因此中国一方面在计划科学化方面还有极大的改进余地，不像苏联那样已经把“最优化计划”的数理方法走到尽头，再要前进就非得彻底改换“路线”不可了。而中国改革前期与其说是摆脱苏联模式，不如说在许多领域是放弃“运动经济”而恢复苏式管理，这样的余地在苏联是不可想象的。另一方面，中国正因为本来没有享受过“科学计划”的好处，当然也不必承受放弃”科学计划”所要付出的代价，中国改革前的经济，尤其是文革时期的经济本来就具有“既无市场也无计划”的特点，自然也就不存在苏联那种从理性计划陷入“无市场无计划”的转型阵痛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在大共同体本位的中国，尤其是1949年后这一传统发展到极至，从而存在着个体与小共同体联盟以摆脱大共同体桎梏的逻辑可能，这和西欧在近代化开始时曾有“公民与王权的联盟”以反对领主(实现个体与大共同体联盟以摆脱小共同体束缚)的阶段可以类比。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后公社时代”的中国农村奇迹——乡镇企业何以表现出如此活力的原因。这在以小共同体本位为传统的西方近代化中是没有的，而在大共同体本位特征不如中国鲜明、小共同体(村社)自治传统比中国突出的俄国，这一逻辑可能也很小。

    六、 几点结论

    中俄两国历史上都有某些异于西方传统的特征：古老大帝国，大共同体本位传统，后发现代化与冲击—反应效应，从改革到革命的演变，马克思主义的东传，计划体制的兴起与失败，向市场体制的过渡。因而中俄历史有极大的相似与可比性。

    但中俄亦有很大之不同，主要是俄国的国家—村社传统不同于中国的国家—农户传统，其次是俄国更接近西方，受的冲击更早也更“原装”。但中国的农户传统在国家本位的一元化条件下并不意味着比俄国的村社传统有更多的个性发展因素，很可能相反，它意味着更少的民间自治和抗御大共同体管制的能力。然而在大共同体一元化状态消失或削弱后，中国这一特点也可能为个性发展提供机会。 这使得中俄两国在历史上形成有趣的“交替优势”。俄国农村比中国农村更能适应早期的西方冲击并更早地发生变革，但在革命后却处于比中国农村更尴尬的左右两难境地，无论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都困难重重，相比之下，中国对农民的“社会主义改造”就顺利得多。而在克服了这些困难后，俄国建立了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