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以前。 凡是改革前后去过苏联的人都有这种感觉，过去虽说苏联产品“傻、大、黑、粗”，远不如欧洲、日本的产品美观、精巧，但它保障供给、价格低廉、经久耐用，产品的产地、价格都印制在商品上，几十年一贯制，一付流水线上永远不变的架势，也少有假冒伪劣商品。现在改革了，许多人却碰到欲求过去产品而不得的问题。

    秦晖：这种现象不是现在才有，也不是剧变后出现的，早在计划经济时代这种问题就不断出现。因计划经济在运行过程中出现各种问题，人们就要设法解决。摸索了很多年，方式无非有两条：一是借助市场，靠市场调节；二是改善计划，使计划更加“科学”。早在60年代，人们就发现了这种两难处境。60年代苏联的利别尔曼计划就是要向市场发展，这个计划传到东欧，东德、捷克、波兰等国都搞过“市场化”，后来就发现，一搞“市场化”原有的计划就紊乱，原有的分工协作体系就受干扰中断，生产立即下滑，还会危及其它领域，不得已又退回到原来的计划体系中。但退回原处又是没有出路的，因此就只能强调改善计划。于是就抽调专家到计委，给计划统计部门配置高级计算机，进一步发展数理经济学。但“科学计划”越是“理性”就越不食人间烟火的反人道之弊却不是“最优化”所能消解的，到一定程度人们又会有效用追求亦即向往市场的追求。70年代末勃列日涅夫晚期又一次循环到放权让利、扩大企业自主权的阶段，这新的轮回再次重复了60年代的情况：一放就乱，而且越是科学的计划，一旦放弃那“乱”的代价也越大。只好又强化“总管理局”制和“经济区”制，把一个行业的生产全部归到一个总管理局，实行全国“托拉斯”化，在一个“预先纠错”的体系下按“最优化参数”进行生产。

    我们现在常说，苏联忽视了新技术革命，这个话不准确。实际上苏联在世界各国中最早注意计算机在经济管理中的应用，因为它在向“科学计划经济”的发展中，有大量的经济方程要求解、大量数据要处理，所以早在第二代计算机时代就在计划过程中广泛使用电脑处理最优化方程。有一则材料说在1977年苏联在联盟一级有3千多个经济指标是通过计算机中心以最优化模型计算出来的。而且后来苏联的生产越来越朝理性计划发展，越来越朝着强调生产函数最优化设计的数理经济方向发展。我们知道，东欧唯一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苏联人坎托洛维奇就是搞数理经济学的，苏联前后很多著名经济学家涅姆钦诺夫、诺沃日洛夫、阿甘别吉杨、沙塔林、阿夫林斯基等都是这个行当出身。苏联在70年代新建了许多研究中心，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西伯利亚科学城的工业经济研究所。这就是个纯粹搞数理经济的研究所。到了70-80年代，他们经济学的主流早已不是政治经济学，而是数理经济学。

    金雁：数理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区别是什么呢？

    秦晖：所谓数理经济学就是从理性主义的角度以最优化模型来配置资源的一门学问，而传统的“主义”政治经济学要解决的是道德问题，即证明资本主义是恶而社会主义是善，但它对怎么搞“计划”（这是道义原则无法解决的运算问题）是不加考虑的。所以可以说，与计划经济相应的经济学就是数理经济学，而“政治”经济学盛行、数理经济学空白则是“命令经济”在学术上的体现。政治经济学在苏联建国初也曾盛行一时，但随着计划经济的发展，它的地位逐渐被数理经济学取代。但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一直到改革时代前期还占统治地位。可以说，1978年以前在中国经济学界，既没有人吃西方经济学这碗饭，也没有人搞坎托洛维奇那套东西。

    金雁：恐怕就是同在计划经济的框架下，东欧和苏联也有所不同，东欧各国本身由于发展水平的不同也呈现一些不同特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