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工），波兰政府也因迁就农民，采取农业保护政策经常受到西方的批评。

    总之，改革前中国命令经济的工业体系比苏东的计划经济更无效率，而中国有束缚无保护的农业体制比苏东的束缚—保护均衡或保护多束缚少的体制更少公平，因而中国的改革前期，效率改进与公平改进都比苏东阻力更小，更少付出代价。但要清醒地看到：这种“改革前体制效应”是递减的。目前中国改革进程进入一个新阶段，为此我们很需要了解苏东地区改革的经验教训。

    经济自由化·私有化·稳定化

    金雁：那么，这些国家又是怎样迈向市场经济呢？

    秦晖：向市场过渡需要解决三个问题：

    第一，搞市场经济就要建立一套市场竞争的规则。东欧建立这套规则的过程和其他任何想走市场经济道路的国家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这个过程要求政府放弃一些权力，只作市场竞争场的守门人就行了。这就是经济改革中要求的第一条──价格自由化。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放开物价由市场调节，用市场规则取代计划规则，这也是所有搞经济改革的国家都要走的一步。

    第二，这是前计划经济国家特有、其他不发达国家没有的问题，即进入市场条件下的产权初始配置(更广义地讲实际上是资源与权利的初始配置)问题。拉丁美洲、东南亚诸国包括亚洲诸“龙虎”在内都是传统私有制国家，它们进入现代市场经济时只需要制定规则以降低交易成本，不需要建立“初始产权”。东欧等国则不然，它们需要一个从无到有地配置个人产权及其他交易权利的过程。为此，东欧搞了“私有化”，而中国则搞了产权明晰化或叫转变资源配置方式，其本质都是解决进入市场经济时的“权利初始配置”问题。

    第三是稳定化。所谓稳定化就是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解决原来计划经济过程积累下来的很多经济失衡问题。其中包括供求关系失衡，表现为市场上商品奇缺；财政收支失衡，表现为政府负债累累，财政赤字巨大；货币供应和商品供应的失衡，表现为通货膨胀；国际收支失衡，出现严重的对外支付危机、外债危机和外汇储备枯竭，甚至对外经济联系中断。这些状况并不是计划经济国家都有，也不是这种经济才有的。因为无论那种经济类型的国家都不能容忍这种状况发展得太严重。当时因为许多前计划经济国家在改革前已积累下很多矛盾，改革一开始就首先面临纠正失衡的任务。而纠正失衡的过程实际上是个对症下药的过程，它本身是个技术性问题，供求关系失衡，就要改善供应压制需求，在通货膨胀的条件下，要么增加商品，要么紧缩货币。解决这些问题，各国都毫无例外地采取紧缩，用紧缩对付通货膨胀，用扩张对付通货紧缩，这是个通行规律。

    金雁：这就是萨克斯所讲的转轨要解决的自由化、私有化和稳定化三个问题。简而言之，对于那些严重失衡的国家来说，摆在首位的是稳定化，它是社会稳定和经济改革的前提；自由化意义在于为融入市场经济产生规则，即制定交易、投资及其配套的税收、社会保障等制度；私有化是解决产权初始配置和进行结构调整。

    秦晖：东欧、俄罗斯在面临这三个问题上，各国的情况各有不同。比如捷克稳定化的任务不大，它在剧变之前，经济失衡不严重，外债很少，通胀、财政赤字都很低。但它的自由化任务非常艰巨，这是因为剧变前捷克的经济体制之“一大二公”在东欧诸国中无出其右。在“布拉格之春”被扼杀后的20年间，当局拒绝一切改革，比起剧变前就搞过“市场社会主义”的匈牙利、南斯拉夫与波兰来，其原体制的僵化和垄断性与“纯国有”、“纯计划”的色彩都更加突出。波、匈两国正好相反，他们都曾经历过市场化改革，前体制的中央计划束缚已大为减少。匈牙利在60年代就抛弃苏式模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