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显而易见的。它不能一步到位地形成资产负责人而导致产权虚化、影响管理与效率问题；甚至有的企业效益还不如私有化前；不能给国家带来私有化收入，以改善政府财政枯竭、资金匮乏的状况；不能一次性地注入现金资本投入，改善企业状况；还有虽然基金会在证券上市过程中的中介、公平、集中的作用十分突出，但资产责任人的角色却扮演的并不成功，这就是捷克在1997年私有化基本结束后出现经济增长势头减慢的原因。

    金雁：记得你在1995年时对捷克模式评价甚好，认为它跳出了公平与效率的悖论，融效率于公平之中，又经过5年的实践检验，你还这样认为吗?

    秦晖：我现在仍基本坚持原来的看法。捷克是真正做到了国有资产被“大众”“化”掉了的国家。这种结果首先使捷克的政局稳定，其次得到广泛的认可，在多份调查中显示，在东欧各国对私有化“公正”程度的评价中，捷克的评价最高。我之所以说“基本上”是因为在1995年时我只看到基金会在证券私有化操作中成功的一面，但对通过基金会来管理企业的负面影响估计不足。因为证券私有化使所有“购买”上市企业的人都成为股东，但这些人不可能一窝蜂地都去管理企业，由于基金会代替证券持有者选购上市企业，于是他们从购买的中介转化成了大股东，它代表分散的小股东去管理企业。现在经过5年的发展，人们感觉到基金会管理企业较成问题：其一，基金会并不是通过企业的收益获取利润，而是靠收取佣金赢利，也就是说，它并不是真正的老板，只是所有股东的代理，因此对企业态度不是从真正的资本所有者的角度出发。比如企业老板会不断地为企业注入资金改善管理，力图使企业更新，但最近发现作为企业管理者的基金会不但不向企业投入资金，反而不断地以收取管理费的名义向企业索款，有些企业因拖欠管理费竟被基金会告上了法庭。由此人们感觉到基金会到底不是真正的资产责任人，如是老板，哪里会出现老板告自己企业的现象呢？其二，不管哪种私有化方式，总的目的是要使国有资产能够流动、能够交易。而证券私有化有一个问题，私有化证券所代表的只是实物资产，而不是货币资产，也就是说证券代表的多少货币的含量只相当于国有资产份额的比例，至于这一货币含量能值多少钱只有在上市以后才知道，也许作为实物的确是有价值，但上市情况不好，只能达到原有价值的1/10甚至1/100也是常有的事，或者正好相反，有些资产核定价格并不高，但上市后十分抢手，价格就会直线标升。而投资基金会所持的私有化证券，它只代表着实物性质的国有资本，是不能变现的。这样就没法进行再投资、无法进行企业改造，无法使证券象货币一样流动起来，只能僵死在基金会中使好企业得不到应有的注入资金，坏企业也无法淘汰。其三，由于国家通过银行建立的基金会比民间基金会有优势，有相当一部分企业被国家基金会所控制。这无异于变相国有化。看来，捷克的基金会还有一段路程要走，直到股权落实到自然人身上。

    金雁：你在谈捷克时多次提到俄罗斯的证券私有化，认为它的设计有许多缺陷，现在最流行的说法是认为俄罗斯的金融工业寡头是全民分配国有资产的“证券私有化”造成的。是这样的吗?

    秦晖：这种说法值得怀疑。东欧各国都发生了民主化、市场化与“激进改革”，可是为什么寡头垄断只出现在俄罗斯，这一事实本身就使民主化市场导致寡头制的逻辑无法成立。其实已有不少学者指出。当代俄罗斯寡头是由苏联时期的权贵阶层或官僚阶层演变而来，现在的寡头垄断脱胎于过去的国家垄断，寡头制源于过去的集权制。把寡头的崛起说成是“证券私有化”的产物，是一种常见的谬误。

    无疑，以人人有份的证券分配方式进行的大众私有化是有许多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