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的新进入者是普遍的现象，他们作为弱势群体在未能融入城市主流社会之前只能以都市“边缘人”的方式存在。但他们对城市稳定所起的作用则在不同体制下有极为悬殊的区别。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是造成索维托不稳定的根源，而美洲较为开放的体制则是“移民保守主义”乃至“贫民窟保守主义”的根源。

    开放的体制不仅有利于边缘人群体融入城市正常社会，能够以民主、法制、人权的原则维持主流社会与边缘群体间至少是最低限度的、即公民权利意义上的平等，有利于在市场准入（起码是劳务市场准入）的基础上提供相对更为平等的机会，而且这种体制还有利于在主流社会与边缘群体未能融合之前形成有利于化解矛盾的缓冲机制。广泛发展的社区自治组织与第三部门组织就是这种机制的重要内容。有人说过：拿起一个瓷瓶远比捧起一堆碎瓷片来得容易。边缘群体与市民一样需要公共物品，在主流社会的公共空间尚无法吸收他们的情况下，应当帮助他们在法治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公共生活，否则黑社会这类组织便会填补这个空缺。这又反过来使主流社会更认为他们的公共生活有害并加以阻碍，那就形成恶性循环了。

    “外来人口”与主流社会的文化差异在国外的移民社会是个很大的问题，但应当说中国人、以至亚洲人的文化适应能力之强是十分突出的。在美国近二十年来墨西哥、菲律宾人占合法移民来源比重第一、二位，其中墨西哥人更在1820-1996年近两个世纪的美国移民纪录中仅次于德意志人而超过任何其他民族。但移民入籍率这20年来却一直是亚洲人尤其是中国人居明显优势。1977年移民到1995年时的入籍率前十位的来源地有7个位于亚洲，中国大陆与台、港、澳皆在其列，其中前5位全部在亚洲，台、港、澳居前三名。相反，这个时期非法移民来源地前十位中有7个在拉丁美洲，墨西哥即名列第一。全美移民入籍率平均为45.9%，但来自中国四个部分（大陆与台港澳）的移民平均达73.4%。可见亚洲人尤其是中国人融入主流相对最易，而拉美人尤其是墨西哥人最难。

    跨国移民尚且如此，国内流动应当更不在话下，事实上除了深圳这类特殊的移民城市外，我国南方经济发达地带外来人口超过本地常住人口、甚至超过若干倍的已不乏其例。这些地区的社会生活并未发生大问题（如果说有问题，例如舆论界反映强烈的珠三角打工者权益问题，也是因为民主法治与人权保障不力，而决非因为“排外”不够、开放太多）。可见，只要坚持改革开放，随着我国民主法治与公民自治机制的健全，“外来人口”从都市边缘群体转化为稳定因素、当然更不用说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因素，应当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