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如《被撞伤的麦客和他的妻子》真是催人泪下。但另一方面，这些作品并没有把这一切刻意渲染为“现代性的困境”，“全球化的苦难”或“文化的不适应”。尽管90年代以来现代机械收割对麦客生计的影响是侯先生所关注的、当代麦客面临的严重问题。的确，生活在改革开放带来繁荣的城市中的人们，东部农村的人们，包括如今被视为改革代价承受者的下岗工人、被视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工，恐怕都难以想象当今世界上还有如此“廉价”的劳动：许多麦客辛苦“转场”一季下来，扣除路上花费实际并无所得，甚至还“负亏”，他们图的只是受雇期间“管饭”而已！“‘肘肘’（镰刀）挣钱难，混个肚子圆”。加之如今“世风日下”，现代的人道、平等观念在我们这里远没有权势、金钱对人性的腐蚀传播得快，麦客在关中可能遇到的主顾少了几分传统的淳朴和厚道，多了几分“伪现代”（或者“后现代”？）的势利，其境遇更可想而知了。

    就是这样的生活，如今也难以为继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改革后公社束缚的松弛，传统家庭农业的复兴，以及关中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甘宁麦客入陕一度出现历史上的高峰。（侯先生说是“十几二十万”，我所知道的还不止此数）然而到90年代末便“好景”不长，日益兴起的收割机异地作业使麦客市场不断缩小。通过《麦客与收割机》等一组照片，侯先生的镜头为此留下了历史上难忘的一页。为侯先生作序的郑梦熊先生乐观地写道；“我国的改革开放，使农业机械化得到广泛的推广，并从90年代起陆续替代了麦客们的手工劳作，麦客的历史也将结束。随着经济生活的进一步发展，西北地区的生存环境不断得到改善，麦客和他们的后代将会有更加美好的明天。”但至少在目前，现实生活好象没有如此乐观。贫困的家乡如今不能为归来的前麦客提供替代的生路，放下“肘肘”进城打工的前麦客，处境比我们熟知的东部农民工更加艰难。广东珠三角打工者栖身的工棚之简陋，曾引起过多少人道主义的谴责。然而在最近一部电视纪实片中我们看到：西安南门外的一家饭馆中，打工者羡慕（甚至嫉妒）地向记者说，他们中的某某因是老板亲戚，享受了可在并起的餐桌上睡觉的待遇，而没有这般幸运的他们只能在打烊后的厅堂里围坐打盹过夜。老板说，没把他们赶到外边去就已经很宽厚了，不信你问问别家！广东式的工棚对他们而言已是梦幻天堂。而他们本身，不也被许多前麦客视为幸运者吗？在前麦客的主要输出地之一，宁夏泾源的一个村庄里，村民对调查者说，本村青壮年男人在家没活干，在外打不到工，大都走上了邪路。某某还算不错，在西安找到了活。——他不知道某某已经负案在逃，他面对的调查者正是寻踪而来的公安人员！然而这能怪谁呢？怪收割机？怪体现在收割机上的“现代性”？怪“现代性”带来的“国际资本”？（在麦客们生活、打工的西北地区，鬼才知道有几个“国际资本”）怪鼓吹“现代性”的“自由主义”？（麦客们打工难，是因为他们“自由”太多？）还是怪那好象不太讲“生存权”的“福利国家”？（由于“福利”太多，把麦客们惯坏了？）

    这些问题，好象不是“国际学术前沿”所能解决的，然而它未必是我们的常识（以及18世纪以来别人的探索）所不能解决的，只要你不刻意回避它。 在这方面，侯先生给我们做了个榜样。他心里既有“民”，眼中不惟“俗”，因而他镜头下的“民俗”便显得十分真实，他的摄影集反映的“文化”也显得十分真实，而且体现了真正的“人文精神”。相比之下，他在历史考证上的疏漏，以及摄影艺术上可能有的什么问题，便显得太不重要了。

    (侯登科：，浙江摄影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