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自由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各自的价值选择左的、右的或中间的立场。而在我们这里，在为上述基本价值而奋斗的过程中实际上只有两种立场，即人道的或反人道的立场，哈耶克与马克思反对希特勒与斯大林的立场。

    如今有人在海外提出“自由左派反对自由右派”的命题，在别人那里这也许是个真命题，因为他们那里除了“自由右派”之外自由左派便没有什么可反对了，反过来说也是一样。但在我们这里，只反对“自由右派”的人或把“自由右派”当作头号敌人的人决不是什么“自由左派”，而是（用沙俄时代社会民主党人的话说）“警察民粹派”。另一方面，只反对“自由左派”或只反对社会民主原则的人也不是什么“自由右派”，而是“警察寡头派”。——而正如普列汉诺夫等人当时指出的，警察民粹派与警察寡头派很容易互相转换，因此自由主义者与社会民主主义者也不应互为仇敌，而应是“分开走，一起打”的关系。自由派与社会民主派的关系尚且如此，“自由左派反对自由右派”之说又何为乎哉？ 因此在“主义”问题上，我只能持自由-社会民主的基本价值立场，用我在一篇文章中的说法即“自由优先于主义”的立场。这一立场如在西方可能会显得十分“中庸”：它似乎不左不右，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亦左亦右，但在中国它却是一种“激进的中庸”——在经济上，它既不利于大家长保卫或复兴宗法大家庭（如某些“左派”所赞成的），也不利于大家长独占家产而把子弟们踢出家门（如某些“右派”所赞成的）。在政治上，它反对那种只准拥护的政府，而愿意拥护那种可以反对的政府，因此它既受到那种专门拥护“只准拥护的政府”的“保守主义者”的攻击，也受到那种专门反对“可以反对的政府”的“激进主义者”的攻击；而后两种人关于“激进还是保守”的争论在它看来却显得十分滑稽。毫无疑问，这样的立场在当代发达国家是平淡无奇的，在今日的（而非20年前的）韩国可能也是如此，但在今日的中国，这种立场的前景，在许多人看来是太渺茫了。

    那么，我们的努力会有成果吗？我认为这不是个问题。我反对文化决定论。我以为历史是有因果关系的（因而历史可以解释），但由于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具有主观能动性，因此历史中的因果只能是概率性因果，而不是必然性因果。由于任何不为1的概率之多次乘积只能趋近于零，因而从长远看人们只能自己对自己负责。例如，若事件A导致事件B的概率为80%，事件B导致事件C的概率为60%，事件C导致事件D的概率为70%，那么事件A导致事件D的概率则仅为33.6%。因此“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所以如果明天的中国搞不好，那不能怪孔夫子，也不能怪马克思，而只能怪我们自己。我坚信，只要我们努力，就会有成果的。这就是我在“主义”上的态度，它与我在农民学“问题”上的研究相一致。

    非常感谢韩国学者柳镛泰先生的努力，使本书的韩译本得以问世。中韩两国有相似的历史背景，我不想讲什么“大儒家文化圈”之类的大话，但我们两国过去都是具有东亚稻作农业精耕细作传统的农民社会，近代又都走上了外御列强、内争民主的”后发现代化”道路，并且在这条道路上既尝试了俄式“社会主义”，又尝试了“亚洲式资本主义”——我们是一前一后、你们是一北一南地分别经历了这二者。我们迄今并未完全摆脱你们的“北方问题”，但已经开始面对你们的“南方问题”；而你们的南北方人民也在分别为克服各自的问题而奋斗。总之，中韩人民都力图在农民国家现代化的道路上既超越“俄式社会主义”、也超越“亚洲式资本主义”，而寻求一种公正、自由、民主、人道、繁荣富强的发展方式。因此我们两国学者应当更易于相互理解。我期待着韩国学者、读者对本书的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