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愿下乡的，并且的确至今不悔。但我知道大多数人下乡并非情愿。我当年相信“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至今也不认为这句话是错的。但问题在于：即便这话成立，它能成为强制非自愿者下乡的理由吗？上山下乡运动的结局已经给出了答案：这场运动之所以失败，并非因为“广阔天地”可不可以有所作为，而是因为它的强制性质。正是这一点使它不得人心，酿成许多悲剧，“青春无悔”的高调掩盖不了青春有怨的历史。据说发动这场运动是为了缩小“三大差别”，尤其是缩小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然而正是这场运动的强制性，使农村在城里人眼中成了流放地的代名词。在强制下人们为逃离那里而不择手段，强制一旦放松，顿时出现上千万人的“胜利（？）大逃亡”。正是在这场运动期间，我国的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发展到近代史上前所未有的地步，堪称为现代种姓制，其他权利姑且不论，仅经济差别而言，那时城市内部、乡村内部各自都有平均主义的一套，然而城乡收入的“等级”分化却使全国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在1978年（运动结束那年）达到0.331，不仅超过所有“修正主义”国家，也超过了不少资本主义国家。

    那时许多知青可歌可泣的艰苦奋斗的确创造了一些“大有作为”的事例，人们不该也不会忘记他们。但这改变不了因强制造成的整个运动的悲剧性质与失败结局。如今我们仍然可以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仍然应该创造条件吸引人才下乡创业、鼓励文化支农、科技扶贫，正如鼓励所谓“农民企业家”、“农民工”参与城市发展、鼓励“乡下人教城里人怎样做‘市民’”一样。但那种强制性的“知青运动”是不会有了。——其实今天人们也明白，当年发动那个运动的真正原因是数年动乱导致城市经济破坏无法解决就业，而“奉旨造反”的红卫兵也到了鸟尽弓藏之时，需要尽快遣散以免转为抗旨造反。至于“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则与“反修防修”等等一样，只是一种宣传，不是真正的（至少不是主要的）理由。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不能成为强制人下乡的理由，与“小城镇的优点”不能成为阻止农民进入大城市的理由是一样的。广阔天地是否有作为，是个人力资源配置问题，小城镇是否有优点，是个聚落规模问题，而迁徙择业自由则是个公民权利问题。农村需要人才，小城镇规模适当，国家应当尽可能帮助它们增加吸引力。但这不可能通过堵塞公民的其他选择来实现。当然，公民权利的实现是个历史过程，谁也不能梦想人们的迁徙择业权利能一下子落实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应当承认，“小城镇主义”当初是这方面的一大进步，从知青运动时代农民完全被束缚于土地上，到允许农民“离土不离乡”，再到允许他们“离乡”进入小城镇，这里的进步人所共见。但今天现实又一次走到了理论的前面，在城市农民工问题日渐凸显的今天，“小城镇主义”的现实含意已从侧重于“允许”农民进入小城镇，变为侧重于“阻止”农民进入大中城市。我们也就应该对此进行反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