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因为个人对共同体的依附总是以共同体的人格化体现者(大家长)与其保护(束缚)下的共同体成员间的极端不平等为依归。正如马克思所说：个人成为“狭隘人群的附属物”，总是与“以统治和服从关系为基础的分配”相联系的。它必然要产生普列汉诺夫形容的那种“剥削者的公社和被剥削者的个人”。这也就是李普塞特讲的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中的不平等”、“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新阶级’”。而有趣的是：与封建时代一样，这种不平等比公平竞争更能促进“阶级意识”的成长。于是正为“发达社会中的工人阶级因政治上的相对消极而导致人们对其丧失信心”之时，东欧工人却表现了强烈的阶级意识与政治积极性：从1953年东德的“起义”直到80年代波兰的工潮。

    尤其在这种社会再次转向市场竞争之时，权钱结合导致高度的机会垄断，有可能重现不公正的“伪竞争”激起反竞争的“伪公正”的一幕，造成“权贵资本主义”与“人民专制”的“怪圈”式循环。“桑巴特问题”在80—90年代重新引起关注正是基于此一背景。

    与70年代“哈林顿讨论”起因于当时的新左派运动高潮相反，80—90年代的讨论是在全球“向右转”的背景下进行的。这似乎有些奇怪：本来这一背景似乎应当使桑巴特问题失去意义的，因为“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这一“美国例外论”命题的弦外之音本来是：社会主义是全球性的大趋势，而美国何以“例外”地落后于潮流才成为问题。而今天，用韦伦兹(Sean ilentz)的话说，这样的提法“似乎已显得滑稽”，“美国，远非例外地，现在显得很前卫，而社会主义现在倒像是个临时的历史阶段，许多国家在达到向资本主义民主的大转变之前曾经历过这一阶段，而对这种转变的最大挑战已经不是来自社会主义，而是来自种族和民族的特性”。在这种背景下还有必要讨论“美国例外”吗?

    然而这一讨论的确又热闹起来，不仅李普塞特1995年出版的新著《美国例外主义：一把双刃剑》引起了很大反响而且桑巴特的那本书作为“经典之作”(李普塞特语)再次引起关注，90年代又出了新译本。其中1992年法译本(Pierre eiss与Gabrie11e Srezdorm合译)距l988年巴黎版(Jean 合译)仅四年。与当年哈林顿、哈斯班兹一样，这两个法国版本也附有编、译者的研究性导言。

    为什么90年代的人们仍然热衷于讨论“美国例外”?原因之一显然在于这个问题的“双刃剑”性质。如上所述，公平竞争的主张一方面针对“反竞争的公正(伪公正)”，另一方面也针对“反公正的竞争(伪竞争)”。如果说80年代以前的讨论中人们心中的主要背景是前者，那么80—90年代随着“前计划经济国家”大规模地“转向市场”，一场空前快速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席卷而来，“反竞争的公正”固然在退潮，“反公正的竞争”却再度成为严重问题。尤其是在国库看守者没有受到正常监督的情况下，“权贵私有化”中的机会垄断现象远远超过19世纪的欧洲。而严重的不公正又使社会中的民粹主义潜流在积聚，它是否又将导致一场“反公正的竟争”引发“反竞争的公正”的循环？在这种背景下，“桑巴特问题”再度引起关注，就毫不奇怪了。

    更重要的是，在“反竞争的公正”退潮之后，社会主义在世纪之交还有复兴的前景吗?这不仅是狭义的社会主义者或“前共产党人”所关心的问题，也是每个关心人类前途、社会主义的理想主义者所不能忘怀的。

    而“美国例外论的双刃剑”在这方面也能给人以启示。如前所述，在美国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上本来就有“社会主义者爱美国”与“美国不爱社会主义”这两个方面。如果说在社会主义成为全球大潮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