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均等，相信只要努力工作、勤俭敬业、对事业执着认真，就能够有所成就。因此北美被视为“机遇之乡”，虽然物资贫乏，却充满乐观向上的精神，独立战争前的一个作家称之为“世界上最好的穷人国家之一”。正是这种社会价值，使北美不仅在经济总量上后来居上，而且在市场竞争的规则建设上也跃居首席。许多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不公平竞争(“权贵资本主义”)与反竞争的“公平”(“社会主义”)反馈震荡不已的困境，北美因此幸而得以避免。我想，这恐怕才是“社会主义者看好的美国”与“在美国碰壁的社会主义”两种现象存在的基本原因。

    六、限制竞争，还是争取起点平等?——“起点”状态下的路径选择

    “不患寡而患不公(不公平竞争)，不患不均(公平竞争后的结果差别)而患不自由”，这就是移民社会的南、北美发展道路给人的启示。尽管没有绝对的公平与自由竞争，但相对的公平与自由竟争无疑应首推美国。在立国以来的200多年中它既没有经历过德、俄、日等国所经历的各种编制经济的变局，也没有出现过无规则的“黑经济”或经济无序化的严重态势。这表明起点平等与公正规则的建立间的关系是不容忽视的。

    当然我们没有忘记这种“平等”实际上是很狭隘的、仅对白人而言的。并且经数百年发展后，如今的美国早已远离“起点”状态，它在形式平等之下发展出的实质不平等，或者说在规则平等之下发展出的结果不平等，已经使人们完全有权批判“美国病”。然而如果说患病之后的美国社会仍能保持相当活力，如果说它的病毕竟比“俄国病”为轻，那末这显然是与它的起点平等精神有关的。

    “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这一问题对我们有何启示呢?我以为至少有两点值得—提：

    第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有一种经典性的批判，即它的“形式平等掩益着实质上的不平等”。于是“形式平等”便有了“虚伪”之名，甚至为了消除“实质的不平等”，便要限制以至取消“虚伪的”形式平等(即竞争的公平)。即使在因苏东剧变马克思主义影响下降的今天，为减少不平等而限制竞争的思路(以及表面上与此相反而实际上逆循类似逻辑的思路：为了鼓励竞争就应当放纵不平等)仍然很流行。

    的确，从最简单的逻辑来说，“公平竞争”是会导致“结果不平等”的，然而问题在于现实中的竞争多少总有个公平的成份，“自由市场”建立前的原有利益格局(即所谓竞争的“起点”)也未必是平等的。“实质不平等”太多，是证明“形式平等本身不可取(它的“虚伪”)，还是表明“形式平等”还很不够?“结果不平等”的恶化，是因为竞争的起点不对、规则不公，还是证明了起点平等、规则公平的竞争原则本身是错的?

    在这—点上，从桑巴特到哈林顿的美欧比较研究给我们的启示是：如果美国、以色列、澳大利亚这类民主移民国家的分配不平等确实低于旧大陆国家(包括社会党执政的欧洲国家)，那末这可能表明，在起点平等基础上公平的自由竞争所能产生的“结果不平等”程度将是相对有限的。这当然不意味着竞争可以完全不受限制--否则美国的新政与以、澳等国工党执政时的做法便不好理解，但是，为竞争寻求更公平的起点、更公正的规则可能更为重要。换句话说，相对“平等”可以通过追求“自由”来实现。萨姆松所谓“美国主义代替社会主义”，哈林顿所谓“美国工人用自由主义的语言而不是用反自由主义的语言表达他的平等要求”，都是这个意思。

    第二、如果上述结论对于今天的发达国家已经只具有理论意义(不管原来的“起点”是否平等，如今它们反正已经远离“起点”状态了)的话，那么对于我们这正在迈入市场竞争时代的国家来说，这可能就不仅是个理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