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因比对“西方文明”的反思实际上是对启蒙理性与现代性的批判。在这方面他深受A.柏格森直觉主义哲学与施宾格勒“关于宿命的哲学”之影响。施宾格勒以浮士德式的浪漫主义与尼采的权力意志论这类“德国式思维”拒斥他所说的“英国式”理性主义（而不是如同今日流行的两分法所言：德法或曰欧陆的理性主义拒斥英国的“经验主义”），而身为英国人的汤因比却似乎更倾向于这种“德国式”思维。我在《文化决定论的贫困》中曾经指出：无论施宾格勒还是汤因比的文化（文明）形态史观，其基点都不是“进化非真”即对历史进化论的经验性证伪，而是“进化非善”即对历史进化论的价值否定或曰形而上批判。因此文明形态史观的史学意义远不如其哲学意义来得突出。它实际上是19世纪末以来、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理性批判或曰现代性批判潮流中的一个景观，是这一潮流在史学领域的体现。

    如今对启蒙理性与“现代性”的批判仍然时兴——在我看来，只要“后现代”价值仍然停留在破而不立的解构阶段而不能真正取代所谓的现代性价值，这种批判还会时兴下去。历史进化论，尤其是决定论的进化史观或许不会复归主流，但文明形态史观的贫困在今天已经越来越明显：这倒不是因为历史的发展与汤因比的许多预断恰恰相反（典型的事例是：汤因比曾预言“节育的西方文明”将会威胁并力图取消“农业文明的生育自由权利”，从而导致严重冲突，然而今天我们看到的恰恰相反：是发展中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受到西方“生育人权”论的指责），而主要是因为：无论汤因比们所批判的还是所希冀的对象尽管今天仍然存在，但其存在方式都与汤因比时代几乎倒了个个。

    在汤因比时代，对西方主流文明的批判是以“德国式浪漫主义批判英国式理性主义”为主要存在方式。然而今天批判“理性”似乎成了主流文明的姿态，即“英国式经验主义批判德国式理性主义”。尽管毫不“浪漫”的“经验主义”实际上可能是另一意义上更极端的理性主义（犹如完全无视“经验”的浪漫“自负”也可能是某一意义上的极端理性主义一样），但无论如何，告别“理性的扩展”已成了西方主流文明本身的存在方式。

    另一方面，汤因比所希冀的那些因素也改变了存在方式。这倒主要不是指前述的中国改革时代不再“停滞”、或者后冷战时代的“左派困境”这类浅层原因，而是指：现代性批判本身正在解构“现代性”这个概念，如果说沃勒斯坦那里现代性还是个可恶的东西，那么弗兰克便声称：从来没有现代性（或曰“资本主义”等）这么一回事。既然没有，也就谈不上可恶与否了。相应地，文化类型说本身也日益被主流文明批判思潮自己所解构，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本来已不见容于文化类型说，而弗兰克更用“康德拉季耶夫周期”这个不知所云的概念把“文化冲突”消弥于无形，反倒是汤因比作为批判对象的西方主流文明的代表亨廷顿等，如今大谈起“文明的冲突”来！

    当然，如同进化论全球史观、文化优劣论的类型史观与“世界体系”史观并没有消失一样，汤因比式的文明史观之衰落并不意味着它会消失。相反，在各种史观的相互渗透中它的许多成份正为其他史观所吸收。这就是我们重视汤因比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