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体，俄罗斯等国则是经互会与前苏联两层经济空间同时解体、它引起的经济混乱不亚于制度改革。

    “帝国后遗症”：前苏联、前捷克斯洛伐克联邦与前南斯拉夫都是各族联邦，而且核心民族人口不占多少优势，其他东欧国家民族成分虽较简单，但在“大家庭”中实际也相当于帝国的一部分。强控制条件下的帝国一旦失控，社会重新整合会相当困难，以至不是乱极而至内战，就是久乱后民众推出新的铁腕。而这种状况不以“主义”为转移，也不会受 “文化”而定，苏联的后遗症与沙俄帝国、中国清王朝、德国威廉帝国乃至苏哈托之后的印尼、蒙搏托之后的刚果（金）和苏军撤走后的阿富汗等等类似，都是一种社会重组困境。应当说，除前南斯拉夫地区与前苏联的高加索地区外绝大多数苏东国家在后帝国时代并未发生内乱和新“铁腕”，就已很难得了。

    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除契合的一面外也有矛盾之处，需要一个调适过程。在波兰等国，转轨之初“工会吓跑投资者”的抱怨曾经充满传媒。一位波兰学者对中国友人坦言：我们吸引外资是难与你们比啦，哪个老板不愿把工厂设在政府全力支持而工人不得讨价还价的地方呢？

    转轨策略的选择也是重要因素。但已很难简单以“渐进激进”来分类。如今比俄罗斯更“激进”的波、捷与前苏联波罗的海诸国都比俄罗斯状况好，而比俄罗斯更保守的白俄罗斯与乌克兰的状况都比俄罗斯更差。就俄罗斯而言，1993年“炮打白宫”后激进民主派基本退出政府而由技术官僚取代，俄国自1994年进入了由民主化到总统集权下缺少民主而有自由的新权威体制、由以“分” 为主的大众私有化到以“卖”为主的寡头化、由世界主义到民族主义、强国主义的三位一体转折，这种转折对俄的发展进程是好是坏，目前还难以估量。但那种抨击寡头化却肯定民族主义化而且认为寡头化是大众私有化的结果的议论显然是不客观的。事实上寡头化与民族主义化相同步，而寡头化根本不是什么“私有化证券集中到少数人手里”的结果，而是改“分”为“卖”造成的。

    前苏联和东欧的十年转轨，坎坷而执着。在柏林墙倒塌十周年之际，回顾前苏联和东欧的经验教训，是不无益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