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大堂打板子，四门都听见”。它们的兴衰都是高度政治化的。隋初在龙首原无垠田野上筑起的大兴（长安）城，不数十年便成了众至百万的世界第一城。然而唐以后首都东迁，韩建“缩城”，长安又成了“小城镇”。历代统治者常常“徙民以实京师”，而政治变迁后又“尽驱其民与俱”、“城郭为墟”。平时“为户籍相伍”，“使民无得擅徙”，而一旦官府迁民，则“遣吏兵发民禾稼，发彻屋室，夷其营壁，破其生业，强劫驱掠”，以至“民之于徙，甚于伏法”。这样形成的小城镇也好，大城市也罢，与现代化性质的“城市化”都是毫不相干的。

    现代化性质的“城市化”，不仅意味着聚落规模由小变大，产业结构由农而工商，更重要的就是前述那种“城市空气”的形成，走小城镇化的道路也好，大中小城市并举也好，没有这种“空气”都不能说是城市化了。套用陈翰老当年的话说，城市化就是city化，城镇、城市都姓city。显然，这种城市化首先就与身份壁垒不相容。有人认为用身份壁垒限制大城市发展便可实现“后都市文明”性质的小城镇化。从逻辑上讲这样的小城镇化是可以实现的，但它不是通往“后都市化”、而是通往“前都市化”的“捷径”。

    而逻辑不等于现实，现实是90年代以来我国的发展与这“捷径”越来越远。近年来农民收入的停滞、乡镇企业就业空间的局限、入关后农业形势面临的挑战使它比工业更需要“减员增效”，以及原先被视为小城镇道路样板的苏南、珠江三角地区城市化的超常发展，都显示中国城市化只能走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之路。

    近年来北方麦区收割机异地作业的大规模发展，使“打工挣钱，雇机收麦”成为一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超小农”局限性的内循环模式。而务工收入激活农民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改善城市企业效益——缓解下岗危机的外循环模式，则有可能使我们避免“腾笼换鸟导致恶性循环”的困境。

    更重要的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事实上已使身份性壁垒趋于失效，但平等竞争的劳务市场又尚未形成，在体制扭曲下中国许多大城市90年代已出现市民“超前白领化”（蓝领岗位民工化）趋势，而现行计划生育模式在今后不久又会造成一些大城市市民“超前老龄化”（劳动人口外来化）趋势。先是白领化后又老龄化的“市民”面对先在蓝领行业后在整个劳动界比重愈来愈大的“农民”，如果不能填平身份鸿沟，未来城市社会乃至中国社会的紧张与危机将难以想象。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如今已没有单纯的“农民问题”，自由与公平、农民与城市的问题已经交织为一，这对于我们而言的确是新世纪最大的挑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