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的美国斯拉夫移民工人的状况：斯拉夫人参加工会并为更高的工资与更好的工作条件而战斗……他们会以宗教般的献身精神追随一个劳工领袖，他们在战斗中有耐力，能吃苦。但所有这一切都是为经济动机而做的。斯拉夫人爱美元，并在冲突结束时要保有它，你要试图号召他推翻市场经济秩序吗？他是决不会干的。

    美国移民劳工第二代比父辈更“保守”，而南非移民劳工第二代则比父辈更“激进”，这可不可以用所谓“文化”来解释？即便可以，也没啥说服力，因为如上所述，北美移民二代的“保守”化发生在德裔、斯拉夫裔、犹太裔等不同文化背景的移民族群中，可见它与特定的“文化”并无关系。其实合理的解释很简单：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和基本人权保障遏制了“本地人”的排外倾向，尤其是劳务市场的开放和劳工个人公民权利、就业自由的获得使北美移民二代得到了更多的平等机会，填平了他们与“本地人”之间的鸿沟。而这个鸿沟对他们的父辈是有影响的。这样他们怎能不“保守”呢？相反地，南非移民劳工在种族隔离制度下难以改变“身份”的不平等，而他们的第二代却有比父辈更强烈的平等要求，这种要求与现实的冲突自然会使他们变得比父辈更“激进”。

    同时以上的分析还提示我们：对于那些受到身份性歧视的“弱势群体”而言，他们的平等要求首先是以自由（劳务市场的自由准入）为前提的。可以设想，本土工人工会的行会排外倾向对会员本身而言也是以“平等”、以抵抗“市场的压迫”、以反抗“全球化”或“现代性”为理由，但对于移民而言它的不公平有甚于“一视同仁的剥削”。在这里，自由与平等难道不是统一的吗？谁能说这种自由只是“抽象权利”、对于弱势群体毫无用处？当然，市场准入实现后，移民工人也需要工会，一如上文所说的斯拉夫人。这时工会的意义我们以后还会讨论。

    中国既不是美国也不是南非，但上面说的道理是一样的。如今“城里人”对“外来工”或“进城农民”有顾虑，但作为共和国公民他们双方权利的平等是大势所趋。也许，“边缘人第二代”的问题本身就不该存在：如今是公民的时代不是种姓的时代，“边缘人”现象不应当延续到“第二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