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塞族见载于史之始。然而塞族先民不喜欢该地，于是北返渡过多瑙河，又改向拜占廷皇帝求新居地，最后定居利姆河与皮瓦河之间。后来就在这里发展为雏形国家“受洗礼的塞尔维亚”。该地位于今塞尔维亚、黑山、波黑交界处，与科索沃无关。以后“受洗礼的塞尔维亚”在东部的拉什卡（今科索沃以北的塞尔维亚本部境内）形成新的中心，出现了第一个塞族王朝奈马尼亚王朝。到1180年，奈马尼亚利用拜占廷皇帝曼诺言依各一世去世向南扩地，占领了科索沃——梅托希亚，这是塞人入主科省之始。但此后王朝的中心仍在拉斯（即拉什卡）、克鲁舍瓦茨等地，而不在科索沃。到14世纪中叶，杜尚大帝把王朝扩大到空前规模——从多瑙河到爱琴海，今阿尔巴尼亚、希腊的大部均包括在内。但据博日奇等前揭书，“新的国家中心在希腊境内，（杜尚）皇帝本人经常坐镇马其顿的城市斯科普里与塞尔，统治全境”。塞本部则由其子代管，他驻克鲁舍瓦茨等地，也不在科索沃。杜尚死后帝国解体，后继的塞尔维亚诸王公各据一方，而以克鲁舍瓦茨的拉札尔大公为最强，统治科索沃的是拉札尔的女婿兰科维奇，直到土耳其基人全部灭亡塞尔维亚国家。

    可见，科索沃在中世纪并没有成为塞尔维亚的古都或王朝中心，更谈不上“发祥地”，它只是在1180-1389年间纳入塞尔维亚诸王公治下而已。但这当然不能否定科索沃在塞尔维亚人历史与民族感情中的地位。这一地位主要由科索沃战役与佩奇大主教区奠定的。

    1389年东正教历6月15日，大举扩张的奥斯曼土耳其军队由苏丹穆拉特亲统，与拉札尔大公率领的塞尔维亚诸公联军在科索沃原野展开恶战。战争中塞尔维亚贵族米洛什以诈降计入营账刺死了穆拉特苏丹，使土耳其人一度发生混乱。然而苏丹之子很快继位，并稳住阵脚后发动反击，大败塞军，拉札尔大公被俘后遭杀害，塞尔维亚人从此沦于土耳其人统治下达近500年。科索沃之战以其惨烈和双方统帅均阵亡而震撼人心，米洛什舍身刺苏丹与拉札尔不屈殉难都成为后世塞尔维亚民歌世代传颂的民族魂，而教会追认拉札尔为“圣徒”更增添了此事的“神圣性”。科索沃之役激励了后继者反抗土耳其的长期斗争，“为科索沃的失败报仇雪耻”成为塞尔维亚人反穆斯林斗争中的宿愿，如今也是米洛舍维奇用以号召塞族的资源。

    奥斯曼帝国在其统治区实行一定程度的宗教宽容政策，于1557年在科索沃的佩奇恢复了东正教的大总主教区。佩奇大总主教区与此前希腊人主持的奥赫里德大主教区不同，它由塞尔维亚僧侣主持，辖区几乎囊括了前南联邦全境，远及匈牙利与罗马尼亚之一部。在土耳基人统治时期，佩奇大总主教成了塞尔维亚民族精神的象征，出现了政权归土耳其而教权仍在塞族手中的局面，佩奇通过大批教士，把散居在奥斯曼帝国广阔地区的塞族人联合为一个整体，俨然以塞尔维亚人民代表自居，并且促进关于塞尔维亚民族统一的思想，成为“大塞尔维亚主义”的策源地。以后在1683-1699年土奥战争期间，佩奇大总主教号召塞族响应奥地利基督教军队，在土耳其人卷土重来后又率领不愿臣服土耳其的塞尔维亚人离开故土，一直迁到匈牙利境内。这一源自科索沃的“塞尔维亚人大迁移”对塞人民族精神的影响也是深远的。

    科索沃之战与佩奇大总主教区的历史使科索沃对塞族具有特殊意义，但科索沃同样也是阿尔巴尼亚民族精神的发源地。比斯拉夫人更早，阿族先民伊利里亚人在公元前就建起了伊利里亚王国，国王根齐耶建都于斯科德拉（今阿尔巴尼亚的斯库台），扩地至科索沃，直至1168年为罗马所吞并。但在奈马尼亚王朝后，塞族人在科索沃成为主流，如今包括首府普里什蒂纳在内的科索沃绝大多数地名均为塞语来源即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