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标准的右派保守党人，而左派那时都是激进的反国家主义或自由放任的倾向者，甚至连马克思主义者在“民主革命”时代也是宁可倾向自由竞争的“美国式道路”而反对保守党人福利国家的“普鲁士道路”的。只是到了现代民主国家与现代市场秩序形成后，左派才成为民主福利国家的推动者而右派则成为“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而东欧的转轨时期，至少在某些领域某些国家，左右的概念与其说更近似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毋宁说更近似俾斯麦时代。

    以匈牙利而论，它们的“右派”更多地带有“共产党以前的匈牙利”传统色彩，而“左派”更多地带有“西化的现代主义”色彩，在转轨进程中，旧体制下“前共产党人”与反共者的左右对立在淡化，而当代西方右派新自由主义与左派社会党人发生分歧的问题背景又尚未凸现，于是右派以传统保守党人、左派以“传统自由派”面貌出现的局面便有了更大可能。在波、捷两国也可以看到类似的苗头：在波兰，左派社会民主党人更热心于私有化而右派的团结工会则成了私有化的最大障碍。在捷克，“右派”的克劳斯政府更热心于福利保障而左派的泽曼政府则忙于让工人下岗。但是，只有匈牙利这一特征表现得最明显。

    五、渐进？激进？

    匈牙利经济学权威科尔奈在东、西方学术界都很有地位，对左、右派政府也都很有影响，十年来他对左右派经济政策一直提出“常有理”式的批评，其中颇多自相矛盾之处。他曾力主“分不如卖”，批评捷克人的证券分配式私有化不如匈牙利右派政府的拍卖政策高明， [6] 后来又指责匈牙利右派政府徘徊保守，并称赞“捷克的领导人精力充沛，”他们自己选择了正确的道路 [7] 。然而在1997年捷克经济出现问题而匈牙利经济开始普遍被看好之后，他却没有反过来再褒扬“匈牙利渐进道路”。相反他指出：“匈牙利之所以展现出落后的经济表现，是因为它曾在‘匈牙利式渐进改革’上徘徊了太长时间 ”。有趣的是，他认为他本人曾积极参与的剧变前共产党政府的体制内改革与政治上十分反共的1990—1994年右派政府的“渐进道路”如出一辙，“从60年代到1995年春天，先后执政的、在各方面都大相径庭的各届政府所采取的经济政策具有一定的连续性，……这些政府显示出一些明显的偏好：它们希望避免冲突。它们希望尽可能地保证经济的不间断发展，并促使新兴政治力量统治下的人们不断为之继续努力。它们不想采取激进的、不受欢迎的行动。它们以短期消费最大化为目标，愿意以一定的社会债务增加为代价。这些显示偏好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宏观经济出现的各种比例、长期的再分配让步和匈牙利经济发展的渐进性质。” [8]

    在科尔奈看来，1995年以后“重新”上台的“前共产党人”才真正以坚决的激进改革走出了这一怪圈。无论人们怎么看待他的“常有理”。他对由他自己倡导的一度辉煌的体制内改革和同样受他影响的右派“保守疗法”连续20多年历程的反思，我们没有理由视而不见。

    与科尔奈对“匈牙利渐进模式”的批判相对，近年来弘扬匈牙利经验的声音也不小，尤其在1997年匈牙利经济进入持续增长后这种声音更高。但与凯恩斯学派“后华盛顿共识”喜欢以匈牙利的成功对比捷克的“自由主义失败”不同，匈牙利人如今更多地是以自己的成功对比俄罗斯的“国家主义失败”。曾任欧洲比较经济学研究会会长的布达佩斯大学教授拉斯洛. 沙巴90年代中叶曾是“匈牙利做法”的批评者，并在东欧与中国的比较研究中肯定了中国的“渐进道路” [9] 。然而现在他却认为匈牙利干得不错，并批评俄罗斯的转轨三心二意。他说：“俄罗斯改革的（不良）结果并不能证明转轨经济学（关于激进改革的）理论框架是错误的。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