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状况比实行激进转轨的波、捷要差，付出的代价也大，而1996年以后匈牙利状况的改善乃至成为领先者是与社会党政府改取激进政策分不开的。第二，在匈牙利，无论是1994年以前的第一届右派政府（民主论坛政府）还是1998年以后的第二届右派政府（青民盟政府）都是“保守疗法”或渐进战略的推进者，而1994-1998年间的左派政府却是激进转轨的倡导者。尽管什么叫“休克疗法”存在着定义混乱的问题，但如果说“休克疗法”、“保守疗法”的提法还有意义的话，那么在稳定化、自由化、私有化三者上都更为激进（不仅是对匈牙利右派政府，而且在某些方面也是对波兰、捷克当局而言）的匈牙利左派政府之转轨战略则是最接近于“休克疗法”这一术语的。

    当然，否定一个命题不等于肯定一个逆命题。匈牙利案例乃至其他案例不能证明激进改革必然优于渐进，也不能证明右派渐进、左派激进的转轨模式是一个普遍意义上的区分，它只是表明转轨问题的复杂性，表明“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

    [1] 《参考资料》1996年10月5日，22页。

    [2] 参见本课题《起点平等之后：捷克大众私有化评述》第二章。

    [3] 奇坎.奥蒂罗：《请相信匈牙利的话：开放的世界贸易行之有效》（美）《国际先驱论坛报》1999年12月2日。

    [4] 世界银行：《1998年世界发展指标》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80-81页。

    [5] 科沃德克前引书，244-245页。

    [6] 亚诺什·科尔内：《 东欧国家经济改革的九条经验教训》，《中国国情国力》1999年第9期。

    [7] 和讯网· 财经新闻【1999.11.17 14:54】科尔奈：《匈牙利式渐进改革的教训》

    [8] 同上。

    [9] Laszlo Csaba,‘tical Economy of trategy: Cern Europe Compared’. Communist  Economies amp;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8:1(1996),pp.53-65。有趣的是他对中国道路的若干肯定也许并不那么中听，例如他认为东欧的前计划经济运行得相对成功，这增加了转轨的困难。而中国文革式的倒行逆施使得转轨“成为一场愉快的郊游，而不是一次痛苦的长征”。中国可以不搞社会福利，而东欧，尤其是那些急于加入欧盟的东欧国家不能不维持欧盟式的福利体制。中国远比东欧更能满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海与广东的党员老板沉迷于通过香港的合作者来进行自发私有化，他们通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道路因此不像东欧的经理们那样充满敌意”。等等。

    [10] 拉斯洛. 沙巴：《十年转轨：俄罗斯和匈牙利谁笑得甜》，《改革内参》2000年第23期，40页。

    [11] 载《天涯》，2000年第5期，25—34页。

    [12] 剧变前匈牙利人生活不如西方发达国家（不仅是不如那里的富豪）、甚至也不如前东德、捷克等制度类同国家的例子我想就不必说了，因为这确实不能说明什么。而剧变后的生活也并非一切都今不如昔。例如，匈牙利剧变前已持续多年经济衰退，而以此前“黄金时代”的1980年与剧变后落至谷底的1995年相比，匈牙利家庭轿车拥有量由101.23万辆增至224.54万辆，亦即由10.6人一辆增至4.5人一辆，同期电话由12人一部增至6人一部，电视机由3.9人一台增至2.4人一台，等等。指出这些并不是否认转轨阵痛期总体经济的衰退与生活的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