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疗法”的结局可能会大有不同。即使不能收波兰的巴尔采罗维奇、捷克的克劳斯之效,至少也会比后来断断续续的“多次休克”、“长期休克”付出的代价小一些。

    五、“两宫”对峙时期：叶利钦时代第二阶段

    从1992年年中议会迫使政府修改预算,基本放弃财政货币双紧缩的“休克”政策,直到1993年10月炮打白宫,是叶利钦时代的第二阶段。这一时期议会在逼退盖达尔、刹住“休克”风之后势头大增,与叶利钦从交恶到全面对抗。“执行权力系统”则发生分化,副总统鲁茨科伊倒向议会,而原由“中派”提名的总理切尔诺梅尔金却在几经摇摆后选择了追随叶利钦。于是“两宫”(克里姆林宫和当时议会所在地白宫)之战愈演愈烈,经过全民公决,宪法法院参预,政治斗争成为俄罗斯社会生活的重心,而经济转轨处于停滞状态,致使经济局势不断恶化。最终以叶利钦炮打白宫,驱散议会,通过新宪法实行总统集权而告终。

    炮打白宫当然是民主政治下的越轨行为。但由于当时“两个政权并立”的僵局已造成了混乱，此前的全民公决支持了叶利钦，加上事变时又是议会方面首先动武占领市府并进攻电视台造成流血，因此人们对民主俄罗斯发生如此悲剧虽然伤感，但对叶利钦的批评还是有限的。更多的非议是在经济方面。

    至今谈到这段历史,俄国内外都有强大的舆论把“休克疗法”列为第一大误。的确,以盖达尔的“休克疗法”开始的俄国经济转轨应当说搞得很糟糕,但别的办法是否会好一些则是很难证明的。毕竟,进行了激进改革的波兰、捷克等东欧国家与前苏联的波罗的海三国经济转轨都比俄罗斯成功得多,而没搞休克疗法的白俄罗斯与乌克兰,如今的经济状况决不比俄罗斯好。诚如王金存等学者所指出的：就前苏东地区各国的比较而言,激进改革的国家在中长时段上付出的总代价一般要小于“渐进”的国家,而不管激进还是渐进,转轨初期的经济滑坡则是各国无一例外的现象。中国的情形与东欧有很大不同,是不好简单类比的。进而言之,究竟什么叫“休克疗法”,从而哪些国家在什么时段上搞了这种疗法也是个争议极大的问题。许多德国学者把休克疗法理解为财政、货币双紧缩,从而认为前东德是唯一避免了“休克”的地方。但波兰学者科沃德科,却从私有化的角度认为只有前东德搞的才算“休克疗法”，其他苏东国家包括波兰,实际上都没有出现这种实践。而笔者认为狭义的“休克疗法”本是指以财政货币双紧缩来治理通货膨胀(这个术语在拉美经济实践中出现时就是此意)，其下药虽猛,但只是一种技术手段而与“主义”无关,其目的在于纠正经济失衡而非改变经济体制,是一种稳定经济而非改造经济的药方。但在东欧,这个术语有时被泛化为指称变革经济体制的一切激进做法,包括放开价格、大规模私有化、对外开放等等。

    在1992年初的俄国，这两种意义上的休克疗法实际上都很少回旋余地。当时俄国已经连续两年经济滑坡，又突然面临经互会“大家庭”经济空间与苏联统一经济空间双重解体的冲击，经济失衡已到了无论什么“主义”者都无法容忍的地步，以紧缩制通胀的“休克”大概是谁在台上都难免要搞的。而私有化在那时几乎是众望所归，就是俄共也表示如果私有化不可避免，那就只有平均分配，而不能让国有财产落到少数人手里。因此那时出现的“证券分配”法恐怕也难有替代的选择。同时在明知“阵痛”与风险难免的情况下，趁“8月胜利”后“民主大潮”中民心可用而发动“闯关”，也比人民热情过去后经济状况更糟时再在埋怨声中让他们“休克”风险要小些。可见当时那种转轨决策，也的确是大势所趋。

    在此之前，苏俄已经出台了沙塔林计划、亚夫林斯基计划、雷日科夫计划、雷日科夫-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