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常常发生赌徒的冒险反而促进了相反的发展之例。1917年8月要不是科尔尼洛夫将军发动右派政变想推翻二月民主政体，布尔什维克是难有崛起机会的。1991年8月若不是保守派发动政变想终止民主进程，民主派的成功也不会那么快。如今叶利钦若想步8·19政变者的后尘，那历史就要重演类似的一幕了。

    实际上，如果从历史的宏观看，如第三章所言，在“帝国后遗症”中出现上述情况倒属于常规，而叶利钦若能跳出这种轮回，反而是非常之举。叶利钦的政治生涯中度过不少危机，创造过不少“奇迹”，但这一次若他还想凭强权创奇迹，那他就可能掉入千年历史常规而把他以前所创的“奇迹”全部湮没。而这一次他若不再想创造奇迹，依宪交班，那他倒是在历史上创造了个真正的奇迹。这将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后一次、也是真正能确立以前各次奇迹之意义的最重要的奇迹了。

    十、千秋功罪任评说

    总之，在叶利钦时代的四个阶段中，叶利钦都既有出色的作为，也干过许多蠢事。尤其在首尾两个阶段中更明显：如果他在8·19之后不拆戈尔巴乔夫的台，而是叶戈合作共创民主新联盟，如果他不在反政变胜利后忘乎所以，错过了宪政改革的最佳机会，他的“闯关”式改革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如果他前期倚重的民主派不把“证券私有化”设计得如此拙陋，后期倚重的寡头自由派不那么违反公正原则扩展权力资本，俄罗斯的转型期社会问题不会如此严重。如果他在这两年不那么乖戾地频繁更换政府，1997年的经济回升有可能持续，1998年的危机可能避免，即使难免也可能不那么严重。当然在另一方面，叶利钦是俄罗斯民主化市场化改革的象征，如果没有他挺身而出带领人民反击8·19政变，苏联就可能出现第二个“停滞时代”。作为一个过渡型历史人物，叶利钦顺应了俄苏人民摆脱旧体制的愿望，因此曾深得民心。但他并没有完全摆脱旧官僚那种专横独断、刚愎自用的习气，而在建立了“新权威”之后，权力腐蚀症在缺少制约机制的条件下在他周围的小圈子里蔓延，可能也传染到他本人。作为个人因素，叶利钦是个“闯将”而不是深谋远虑的思想家，喜弄权术而缺少真正的朋友。很少有人能与他长期合作。再加上他长期有病，导致行为亦常呈病态，“病夫治国”的负面影响也很明显。对于俄罗斯的现状，他是难辞其个人责任的。

    然而这里仍有一系列问题要澄清。首先对“俄罗斯的现状”要有客观的评价。如今的俄罗斯的确处于困境，尤其与处于经济增长期的中国相比很能令国人沾沾自喜。但其实困扰俄罗斯的许多问题在中国不仅也存在，而且有的并不比俄乐观。例如俄社会如今最敏感的拖欠工资问题，失业下岗问题等，中国都决不比俄罗斯来得轻。只不过素来缺乏社会保障意识的人们不以为这是个问题、素来缺少社会权利的人们也无法谈论这类问题罢了。象中央电视台那样天天公然向下岗工人宣传“只不过是从头再来”的“公益广告”，象某些传媒宣称工人应当“感谢下岗”，象流行理论堂而皇之地论证乡镇企业的活力就在于“农民没有失业问题”，甚至宣传外商要求在企业中设立党支部以便管束工人。——这类的说法在俄罗斯哪个“寡头”敢讲？如今俄罗斯传媒充斥着关于“暴发的寡头和贫困的大众”的激烈抨击，那里的贫富分化也的确比许多中东欧国家如波兰、捷克等更严重，但就最能反映贫富分化程度的统计指标—居民收入分配吉尼系数而言，按俄罗斯政府国家统计委员会的数据，1994年为0.409, 1995年降为0.381; 民间大多数专家学者估计得更严重些,为0.400--0.405不等。 [15] （吉尼系数为0表示绝对平等，为1表示绝对不平等，在这两极端之间数值越小表示越平等，越大表示贫富分化越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