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就业”，亦即转入第三部门（虽然沙夫没有用这个词）。这种“信息革命加第三部门等于新社会主义”的见解不管是不是又一种乌托邦，但他的确预示着继“市场神话”和“国家神话”之后可能兴起的“第三部门神话”，特别是在与“高技术神话”相结合的情况下。但落实到中国的现实，我不仅同意绍光对这一“神话”的批评，而且可能更悲观一些。绍光所说第三部门在解决转轨时期就业问题上的作用如果能实现，我们也就差不多进入沙夫描绘的“新社会主义”了。但沙夫和里夫金描绘的前景都是以信息高技术经济排挤了传统工业之后的“后现代”情景。即使第三部门的体制性问题即所谓“慈善不足”与“独立不足”导致的“公益失灵”不存在，仅从经济发达程度而言我们离那一步也还很远。转轨期就业问题恐怕主要还得从劳动密集型经济找出路。过分急于产业升级可能都未必明智，更何谈脱离产业而到公益部门找出路了。但这决不是说第三部门对转轨中的中国不重要，我们不能寄希望于靠第三部门解决就业，但应当可以寄希望于通过第三部门来缓解转轨时期社会不公正的压力，特别是为弱势群体多争取一些权益。当然，这也只能在其他两个部门的改革相应进步的情况下才能成功。

    指出这一点决非不重要，因为目前的确有一种声音，要求让政府卸除社会保障和就业的责任，以发展社区服务和其他社会工作来取而代之。我认为这些行业当然应该大发展，就象其他非国有经济也应当大发展一样。但这不应当成为减轻政府责任的理由。我国与西方国家不同，不仅市场机制远远谈不上发展过分，社会保障、包括应由国家承担的社会保障也远远谈不上发达。仅就占人口80%之多的“农民”（不光是种田人）而言，他们之缺乏竞争自由（看看到处“清理农民工”的情形）和缺乏社会保障都同样惊人。尤其在我国计划经济时代劳动者创造的社会保障积累已构成国有资本一部分、而国家又没有通过证券分配之类方式还资于民的情况下，卸除政府的保障责任无异于对劳动者的剥夺。所以我认为在当下的中国片面强调“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可能有副作用。英国的布莱尔宣称他的“第三条道路”是“既非福利国家，也非自由放任”，那是因为他们的福利国家与自由放任都曾经太多。而我们这个绝大多数人口毫无社会保障同时也很少有自由的国度，难道不应该走上一条“更多的福利国家，更多的自由放任”之路吗？

    所以当前中国的第三部门实际上是在“规范竞争的市场有效”、“民主福利国家有效”的条件下发展的，这不仅不同于发达国家，也不同于传统私有制下的发展中国家（他们没有历史上国有资本项下包含公益积累的问题），甚至也不同于其他多数转轨中国家（他们不仅在旧体制下社会福利远比我们发达，而且转轨后多已通过还资于民交出了公益积累）。简单地说中国的第一部门“太大”未必确切，实际上是这个部门的权力太大（因此公民自由不足）而责任又太小（因此社会保障不足）。因此中国的第三部门当然应该积极地负起自己的责任，却未必需要—更重要的是也没有这个能力—替代政府的责任。而在改革的基础上与政府充分合作，帮助它负起应负的责任，倒可能是中国第三部门应具有的“特色”之一。

    中国第三部门的现实处境、特征及其功能

    康晓光先生认为，符合西方标准的第三部门在中国还不存在。中国第三部门的特征之一是“多样性”。另一特征是“双重性”或“半官半民”。国家与社会关系已经不再是传统集权制下的“单一部门”结构，但也不是标准的多元主义模式或法团主义模式。似乎正处于从国家法团主义向社会合作主义过渡的阶段，或者说是一种软化了的国家法团主义体制。王绍光先生反对讲“西方标准”，而“多样性”和“双重性”则是个普遍现象。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