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逆差的时期。

    在流通黄金的汉代，中国的对外贸易就是长期逆差，黄金是比丝绸更重要的对外支付手段。[4]今人把当时的中外商道称为“丝绸之路”，实际上史籍中汉的输出通常都是黄金与绢帛并列，而以黄金居首。如《汉书·张骞传》：“赍金币帛直数十巨万”；《汉书·地理志》：“赍黄金杂缯而往”；《盐铁论·力耕篇》：“汝汉之金，纤微之贡，所以诱外国而钓羌胡之宝也”等等。当时在西北陆上“丝路”以黄金易“宛马”[5]、在西南海上“丝路”以黄金易珠宝琉璃[6]的贸易极为活跃。而由于汉的货币经济更为发达，汉方用作通货支付的黄金在对方往往被视为一般商品：“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不知铸钱，……得汉黄白金，辄以为器，不用为币。”[7]显然，在这里如果有什么“经济体系”的话，其“中心”只能是贸易逆差的汉帝国，而不是“顺差”的对方。

    唐宋时期中国的贸易逆差就更为明显，这个时期中国贵金属的极度稀缺据说就与此有关。贵金属之外，当时中国一般通货的大量外流更蔚为大观，从“开元通宝”到宋代制钱，都曾广行于周边地区，几成“国际通货”，有似今日美国以美元支付逆差的结果。所谓“两蕃南海贸易，（钱币）有去无还”[8]；“北界（契丹）别无钱币，公私交易并使本朝铜钱，……本朝每岁铸钱以百万计，而所在常患钱少，盖散入四夷，势当尔矣”[9]；“四夷皆仰中国之铜币，岁阑出塞外者不赀”[10]；“金银铜钱之类，皆以充斥外国”[11]；“泉州商人……载铜钱十余万缗出洋”[12]；等等、等等。有趣的是：当时的一般趋势是中国经济越繁荣，通货输出越明显，而在经济衰败时期便会出现通货回流。如宋金对峙时代南宋钱币长期北流入金，但到南宋末的最后数十年间，却出现了钱币回流现象[13]。

    实际上，农业时代世界史中相对发达地区贸易是逆差、通货纯流出的现象是大量的，相反的事例反而较少。在汉帝国黄金流向西域的同时，罗马帝国的黄金也在向东流。早在共和晚期，为了与东方的交易等用途而流出的黄金便多得据说“可与19世纪加利福尼亚大淘金相比”，以至于引起金荒，一度使罗马元老院下令实行黄金出口管制。[14]帝国时代与东方的奢侈品贸易耗费的金银更多，据普林尼记载，当时流向东方的金银总值达到每年一亿塞斯退斯之多。[15]而当时作为罗马最大富豪之一的普林尼全部年收入为一百万塞斯退斯，一所科路美拉式庄园初始地价才7000 塞斯退斯，房价最贵的意大利地区60%的建筑价格都在2—20万塞斯退斯之间。[16]相比之下每年一亿的外贸逆差实足惊人。西亚、中亚和印度这片地区成了吸纳罗马和秦汉这东西两大文明中心流出之贵金属的贸易大“顺差”地区，而穆罕默德之前六个世纪的不毛之地阿拉伯也是普林尼所说吸纳罗马黄金的主要地区之一。这难道可以证明这里当时的经济是世界第一，而罗马与秦汉两大帝国反而是“边缘”么？

    在弗兰克此书论述的16—18世纪，西欧不仅对印度、中国的贸易是逆差，对世界其余地区例如东欧、俄罗斯的贸易也是如此。用布罗代尔的话说：

    （西欧）贵金属也经由波罗的海流向东欧。这些落后国家为西方提供小麦、木材、 黑麦、鱼、皮革、毛皮，但很少购买西方的商品。实际上是西方逐渐促成这些国家的货币流通。16世纪与（俄罗斯）纳尔瓦的贸易便是一例，……1553年英国人在（俄罗斯）白海港口阿尔汉格尔斯克开创的贸易是又一个例子。18世纪圣彼得堡的贸易也属于这种情况。必须注入外国货币，才能指望俄国输出西方期待的原料。荷兰人执意用纺织品、布料和鲱鱼支付货款，结果他们失去了在俄国的优先地位。[17]

    众所周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