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公民重新寻求小共同体庇护，造成近代南意大利与西西里的黑手党式帮派社会一样。

    因此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现代化与公民社会的实现都不是“必然”的，历史决定论的解释完全错误。“公民”无论与大共同体还是与小共同体结盟都是有风险的。但现代化作为一种价值则对传统中国人与传统西方人同具吸引力，文化决定论的解释同样是错误的。

    改革20年来随着小共同体的不断成长，“庄主”现象的负面作用已引起人们的注意，但究竟是以法家的思路还是以现代法治的思路解决这一问题，是以“王权”还是以公民权来制约“庄主”，则事关重大。在此我们不妨再做个历史比较：在西方历史上，“公民与王权的联盟”要避免公民被王权所利用，就要走社会改造先行之路，即先在“传统”王权之下变小共同体本位社会为公民社会，然后再以公民社

    会组织为纽带制衡王权( 一盘散沙式的人们是不可能制衡王权的) ，变王朝国家为公民国家。显然，能否先形成公民社会便成为问题的关键。

    那么，在“公民与小共同体联盟”的条件下，逻辑上就要求走国家改造先行之路，即先在“传统”小共同体之上变传统国家为公民国家( 民主国家) ，然后再以民主国家为依托制约“庄主”( 无政府状态下的人们是无法对付“庄主”的) ，变小共同体本位为公民社会组织。显然，在这种情况下能否先形成公民国家便成为问题的关键。

    以上两种情况可以简表如下：

    因此笔者反对那种粗陋的类比，即从西方历史的发展得出“先有自由后有民主”，因而民主必须缓行的“规律”论。的确，就西方而言，“王权庇护下的自由”是“公民与王权的联盟”现代化之路的重要阶段。但中国走的是另一条道路，清末、民国的历史已表明，中国式的王权是无法保护“自由”的。而中国式的小共同体能否有助于“民主”，则有待于我们的实践。

    注释：

    [1] 睡虎地出土《法律答问》：“人奴妾盗其主之父母，……不为盗主”。“

    夫有罪，妻先告，不收，妻媵臣妾衣器当收不当? 不当收。”“妻有罪以收，妻媵

    臣妾器当收，且罪夫。”

    [2] 《汉书·贾谊传》。

    [3] 当然，从学术史角度人们会把魏晋玄学前后看作儒学危机、黄老复兴、释

    道争雄的时代，但社会史的角度看自然不同。

    [4] 按布洛克的说法，11 世纪巴伐利亚农村的家庭规模常达到50 人，而15

    世纪的诺曼底甚至达到66 人(Bloch,1962,VOL.IP.139) 。注意：这里讲的是农民

    而非贵族家庭。

    [5] 《汉书·王莽传下》，与罗马的比较可参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群

    联出版社1954 年版，第70 ～71 页。

    原载《战略与管理》199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