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在自由主义化之余，quot;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quot;要求延续左派的社会批判精神。吉登斯在此提出了许多洞见，如他否定那种quot;中派即温和派quot;的常论，提出quot;激进的中左翼quot;论，如下所言，这个见解对中国恐怕比对西欧更有价值。他主张把quot;包下来quot;的福利政策改为政府的人力资本投资，大办教育与培训，实现quot;可能性quot;平等与人的潜能开发，变福利国家为quot;社会投资型国家quot;。他提出超越quot;大政府quot;quot;小政府quot;的说法而建设功能改进的新型政府。他关于公平认同比文化认同更重要的观点，等等。

    这些观点有的对我们富有启示意义。例如关于公平认同比文化认同更重要的看法就是如此。众所周知，历史上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普世主义倾向就远远超过保守主义者。我们这里如今广泛流行的文化相对论、文化决定论，与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普世价值取向是格格不入的。如今社会民主主义的自由主义化并没有减弱其普世性质，只是社会民主主义的quot;实质公平quot;在一定程度上为自由主义的quot;形式公平quot;所取代。正如吉登斯引述研究者的话说：quot;支持社会公正的基础是广泛存在的：这种支持既来自于保守的天主教徒，也来自于东海岸的（新教）自由主义者quot;。quot;人们对大多数人的公平感的依赖程度远远超出多元文化主义者的理解quot;。（112，138页）这就无怪乎在诸如科索沃这类问题上，quot;粉红色欧洲quot;会比保守主义欧洲更热心于quot;正义的干预quot;了。

    再如针对那种把quot;第三条道路quot;理解为中间道路、而中间派又被看成是中庸调和的温和倾向的传统看法，吉登斯特别强调quot;新工党quot;仍将保持战斗性。他指出当代欧洲社会党讨论的quot;活跃的中间派quot;或者quot;激进的中间派quot;主张，quot;这意味着中左并不必然地与温和的左派是一回事quot;，quot;社会正义和自由政治仍然是它的核心quot;。（48页）

    在目前社会政策层面quot;新工党理念quot;尚不知如何落实的情况下，吉登斯的这些话并不能令英国人信服。但在另外的社会背景下，quot;激进的中间派quot;却是逻辑的必然。尤其在那些前民主状态下的专制国家，无论自由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都意味着这样一种立场：即quot;拥护那种可以反对的政府，而反对那种只准拥护的政府quot;。这样的立场与西方式的当代左派坚决反对quot;可以反对的政府quot;相比，以及与传统右派保皇党人一味拥护quot;只准拥护的政府quot;相比，无疑是典型的quot;中间派quot;立场。但在与西方全然不同的前民主状态下，上述两种所谓左、右派立场其实非常接近——quot;拥护只准拥护的政府quot;与quot;反对可以反对的政府quot;实际就是一回事。而上述那种所谓的中间派立场（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共同立场）就显得十分激进了。——这是一种合理的激进，一种现代化和民主进程所需要的激进，它与那种借口quot;实质平等quot;而摧毁形式公正、打着整体至上旗号剥夺公民权利与个人自由的quot;激进quot;是根本不同的。quot;社会正义和自由政治quot;的确是这种quot;激进的中间派quot;理念之核心。

    同样，这种作为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之共同底线的quot;激进的中间派quot;立场也根本不同于介乎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调和与中庸立场。qu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