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发的问题。改革时代东南地区的quot;庄主政治quot;当然谈不上是quot;中国传统quot;超越了quot;西方民主quot;，但比起改革前quot;一元化quot;控制下许多赤贫农村quot;干部轮流当quot;式的quot;民主quot;，这种村治还算是一种进步。而限制quot;庄主quot;权力、维护村民个人的人权，则是民主国家以法治（不一定以quot;社区民主quot;）来实现的目标。

    总之，农民的草根民主（包括不quot;规范quot;的、例如带有宗族背景的quot;民主quot;）要求应该支持，外部精英推动的乡村民主作为国民民主意识的培养、民主程序的训练和民主知识的普及运动，也有很大意义；其后续问题（村委-支部关系、村乡关系等）在与乡村外因素互动的条件下也有可能开辟新的政治改革空间。但总的来看，它在国家民主化进程中其作用不能估计过高，就程序意义而言，农民争取迁徙、择业自由的努力和以乡村自治打破大共同体一元化控制的努力，意义更大一些。

    而纯就村治来说，在既非自然村落和熟人共同体、又非适当行政区划的quot;行政村quot;，以quot;国家民主quot;的标准程序建立一个既是自治组织又是政权末梢、职能相互冲突的机构，未必是好的选择。我认为未来的乡村组织模式应当是：在自然村（不是行政村）改变如今的涣散状态，发展村民自治，不强求标准民主程序，熟人共同体的传统组织形式（如宗族等）只要农民接受，外人不必强行改变。民主国家只要以法治保证这些组织不侵犯人权即可。例如宗族议事会可以处理公共事务，但决不可私设公堂。

    取消quot;行政村quot;而把乡划小一些，乡级机构应是民主国家政权末梢，不是自治组织，实行公务员制而不是选举制，农民在这一级的民主权利主要是自由结社等公民权利，通过农会等组织保有与政府谈判的能力。

    而民主选举应当是县及县以上各级政权的产生基础。简而言之，自然村自治，行政村取消，乡上农会对公务员，县上搞选举政权。以实现传统与现代化、农民民主权利与国家行政能力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