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蝇。

    林肯身边有个智囊，专与他唱反调，每有决议，必提出严厉的批评。林肯身边的高级官员受不了这名教授出身的老家伙，联名要求林肯将他赶出白宫。林肯笑着讲了一个故事：我在乡下工作时，看见农夫用一匹弱马耕田，他吃喝一声，马才肯走一大步。我发现马背上吐了一只大牛蝇，想帮农夫赶走。可农夫赶紧阻止我说：“幸亏有了这只牛蝇，不然马连半步也走不了。”

    从本质上讲，知识分子就是牛蝇。杜威说过：“思想家只消开始思维时，都多多少少把稳定的世界推入危险之中。”因此，除了林肯这样明智的领袖外，一般以“稳定”为己任的政治家都会伸出巴掌去，狠狠拍向牛蝇。结果可想而知。

    也有少数的例外。曾经说过“知识分子是一切社会的不安定因素”的捷克剧作家哈维尔却当上了总统。不过，哈维尔的总统当得并不快乐，电视新闻里我曾看到他疲惫不堪的神态，反倒不如他的一张在监狱里的照片：目光炯炯，注视着栅栏外的天空。

    牛蝇只能是牛蝇，牛蝇做不了蝴蝶。

    普希金死后。

    沙皇不仅没有欣喜若狂，反而忧心忡忡，他说。“人民为普希金的死亡而流露出来的悲伤，已多少表现出自由主义者胜利的丑恶景象。”因此，他命令说：“以秘密手段取消各种致敬的表示是政府的责任。”

    编辑克拉耶夫斯基在《俄罗斯残废者报》发表文章纪念诗人的逝世：“我们诗歌的太阳沉落了。普希金在壮盛的年岁，在伟大的中途去世了。”第二天他就被传到书刊审查委员会。主席严厉地斥责他说：“为什么在这个品级既低、又未担任重要公职的人物死亡的消息周围加上黑边呢？这算什么‘伟大道路’？难道普希金是个将军、元帅、部长、政治家吗？写写歪诗是谈不上走伟大道路的。”

    谁在走“伟大道路”？150年以后的今天，强大的沙皇政府已经灰飞烟灭，末代沙皇一家被枪杀在简陋的地下室里，喽罗们就更不足道了。而普希金的诗歌还回响在一代代人的心灵深处。

    北大“文明修身工程”搞得如火如荼。又是宣言，又是讲座，又是新闻报道，大舞台上人人登场。

    “文明修身”并不是什么新发明。1933年末，美丽的蒋夫人鉴于社会道德沦丧，号召开展“新生活运动”。蒋介石强调：“如果我们想获得一种遵循礼义廉耻的新生活，那就必须从不随地吐痰做起。”“法古今完人”的蒋先生相信，一旦所有的中国人都不随地吐痰，进厕所小便、用冷水洗脸，将会引起“人的心灵”发生变化，随之国家和社会同样会获得新生。蒋氏又说：“我现在倡议的新生活运动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要使全国公民的生活完全军事化，这样他们可以培养勇敢和敏捷，吃苦耐劳，特别是统一行动的能力和习惯，最后他们就可以随时为国家牺牲。”然而，1934年初，新生活运动便冷冷清清地收场了，留在民间的只有一些并无恶意的笑话—一湘西的农民一直以为“新生活”是个钦差大臣一样的官员，要到穷乡僻壤来盘剥一通，所以紧张了好一阵。60多年以后，北大成了湘西。在学生公寓厕所的大门上，共青团支部贴上“举手之劳，何乐不为？”的标语，宣传便后要冲厕所的真理。没有两天，这条标语便出现了两个修改版本：“举手之劳何乐？不为！”、“举手淫之劳，何乐不为？”蒋先生若遇到这样的情况，会作怎样的反应呢？“蓝衣社出动，将‘凶手’毙了！”。

    “文明修身工程”这是当代中国最奇妙的汉语新词。“文明”与“修身”联系起来就已经令人匪夷所思了，再添了“工程”作尾巴，更是莫名惊诧。何谓“工程”？《现代汉语辞典》中的解释是“土木建筑或其他生产、制造部门用较大而复杂的设备来进行的工作”。何谓“修身”，按照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