猩红A字母”的时代，凡是犯通奸罪者都必须佩戴这样一种耻辱的标记。今天，这个时代又回归了。

    毫无疑问，我是一个反对吸烟的人。但是，我也坚信：法律的目的不是羞辱，人的尊严与人格神圣不可侵犯。

    沉默是一种消极的自由。

    当这种自由都不存在时，思想者就大难临头了。

    欧洲不少国家的教堂都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为了尝试走出低谷，神职人员不惜利用教堂开餐馆、办舞会、演戏剧、设摊点。德国科隆的一位主教说：“我们别无选择．只有从商。钱比祷告更可以给我安慰。”

    庞然大物的苏共在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建议”下黯然解散。那天有成干上万的群众把党中央大厦围得水泄不通，正要撤离的苏共大员们心里暗自窃喜：“看来我们还有这么多的支持者！”然而，当他们刚走出大门时，蜂拥而上的群众争先恐后地挤上前来，一口接一口的唾液吐向他们的脸上和身上。

    我是个十足的怀疑主义者，但我终于发现历史之中毕竟还是有值得信赖的东西，譬如说这些唾液。我想起了半个世纪以前帕斯捷尔纳克所写的一首短诗：“我用围巾围住脖子／我用手掌遮住脸庞／站在庭院里大声疾呼／我们在哪儿庆祝什么太平盛世。”诗人的哀号与群众的唾液，将20世纪真实的俄罗斯凸现在我的面刚。

    什么是考试？福柯认为，考试是一种规范化的监视，一种能够导致定性、分类和惩罚的监视。它确立了一种关于个人的能见度，由此人们可以区分和判断每个人。考试把层级监视的技术与规范化裁决的方法结合起来。这就是为什么在所有规训机制中，考试被高度仪式化。在这里，权力的仪式、考试的形式、力量的部署、真理的确立都结合起来。因此，学校变成一个不断考试的机构，有血有肉的个人变成成绩单上冷冰冰的数字，并置身于文件的网络中不能自拔。

    今年高考，又传来几名落榜学生自杀的消息。大城市的儿童，更早地成为考试的俘虏：在北京，因一两分之差，不少家庭被迫为孩子缴纳数万元的学费，以求进入重点中学。在电视上，我看到了一名被采访的、痛哭流涕的、考试成绩不佳的孩子的家长。考试是人创造的制度，考试却控制了人自身。膨胀的考试与渺小的人形成鲜明的对比。

    宽容。仁人志士们都在提倡宽容，仿佛现在真的是一个不宽容的时代。可是，中国能出陈希同、王宝森，难道还能说我们不宽容吗？还是殷海光说得好：“自古至今，容忍的总是老百姓，被容忍的总是统治者。”宽容和权力紧密相连；有权力的人享有被宽容的权利，没权力的人享有宽容的权利。

    看旧书往往比看新书更有趣。我在20年代初的《新青年》杂志中读到一篇题目为《一个贞烈的女孩子》的文章。文章描写一个14岁的望门寡，被她父亲关在屋里强迫自杀，惨状触目惊心。

    父亲让女儿饿死。饿到第四天，女孩哭着喊饿，她的父亲循循善诱地说：“阿毛，你怎么这样的糊涂？我自从得了吴家那孩子的死信，就拿定主意叫你殉节。又叫你娘苦口劝你走这条路，成你一生名节，做个百世流芳的贞烈女子。又帮你打算叫你绝粒。我为什么这样办呢？因为上吊服毒跳井那些办法，都非自己动手不可，你是个14岁的孩子，如何能够办到的？我因为这件事情，很费了踌躇，后来还是你大舅来，替我想出这个法子，叫你坐在屋子里从从容容地绝粒而死。这样殉节，要算天底下第一种有体面的事，祖宗的面子，都添许多的光彩，你老子娘沾你的光，更不用说了。你要明白，这样的做法，不是逼迫你，实在是成全你，你不懂得我成全你的意思，反要怨我，真真是不懂事极了！”

    饿到第六天，她的母亲不忍心了，劝她父亲干脆送点毒药进去，早早“成全”算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