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这位“问题意识”极强的学者为了解决这一学术难题，揭开千古疑案，乃读书万卷，行路万里。遍览古书，经史子集，烂熟于胸；远赴曲阜，行遍齐鲁，沿孔子游学旧路来一次“新长征”。最后，终于写出一部百万言的专著，论证出孔子所说的“肉”不是猪肉而是羊肉，因为当时齐鲁产羊不产猪。引用材料干条、古书百部，且融入作者自身的人生体验。于是，此巨著轰动学界，海内外传诵，一时洛阳纸贵，号称新《田知录》、《新管锥》编入

    学者名声鹊起，乃脱去“学者”之旧帽，戴上“国学大师”的新帽。欧美日韩的汉学家们视之为圣贤，为转世之乾嘉诸老。邀请函如燕山之雪片，片片飞至。乃游学全球，宣扬我儒家之文明，伊然中华之耶稣也。

    我怀疑古人制作干尸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吃”。孔老夫子的尸骨是被七十二弟子啃完的，啃得连一块骨头也不剩。余生也晚，投资格分一杯肉汤，只好啃刻有、《春秋》的甲骨了。可是还有密密麻麻的白蚁来争夺这仅剩的口粮。

    孔夫子的伟大，便是他留下的每个字都能让“会吃的人”吃成个大胖子。向国学大师们学习！

    毕业后进入形形色色的单位的大学生，大多要经历四个阶段：大有作为——刚走上工作岗位时的理想；难有作为——屡受挫折后的清醒认识；无所作为——理想破灭时的悲观论调；胡作非为——向仕途爬升的唯一途径。

    “贫民窟中的圣者”印度修女德蕾莎逝世了。她一生救助“最穷的穷人”，连诺贝尔和平奖的奖金也全数捐出。她逝世前曾说，一生中最大的梦是“到中国大陆服务”。

    修女的话大概会让某些“大人物”不快的：我们这儿形势大好、一片光明、莺歌燕舞、弦歌四起，谁需要你来服务？你瞎操什么心？

    修女的话又让我们这些中国的小民为之泪下。我见过三峡两岸衣不蔽体的农民，见过黄土高原上暗无天日的窑洞，见过贵州山区茹毛饮血的少数民族……想到为他们服务的只有一位文化背景、宗教信仰迥然不同的异国修女。

    每个中国知识分子面对修女的临终之言，都该一头钻到地洞里去。

    费孝通在回忆文革经历时说：“我们都是战斗剧中的演员，都在扮演角色，有些人比其他人会演，但是都扮演角色。有时我也扮演批判别人的坏角色，谴责和写大字报反对别人！我们不得不演……我变成了旁观者，那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在观察别人的过程中，也有机会观察自己。我想，经过那些年我的确懂得做人应当超脱些，境界要高一些。”

    我想起杨维的，叙述的笔调跟费老一样轻松自如。鲁迅有个精辟的概括，中国人都是“会做戏的虚无党”，中国的大知识分子们则更是“清醒的做戏者”。他们有本领把巨大的痛苦转化成一场滑稽的游戏。“做人应当超脱些，境界要高一些”，这是他们在浩劫之后所得到的“收获”。最大的智慧乃是遗忘的智慧和将“重”转化为“轻”的智慧。

    看与被看是相对的。梁启超云，“静观人我成双遣”。然而，意识到这种相对性的有几人呢？沿长江而下，人人在看青山之妖媚，殊不知青山亦在看人之丑陋——多少垃圾被不假思索地扔进“滚滚长江东逝水”之中！

    “做作”成了当代文化的母题，即令汪曾棋、张中行等世外高人辈亦受其害，谁还能免俗呢？

    北大装模作样的教授太多了。学生也学会了。

    史铁生把生命的终极价值和意义看作是“美”。他说，活着就意味着接受差别，忍受苦难，又在苦难中去寻找一片温馨与寂寥，寻找一份安详与豁达。

    我还要在“接受”后面加上“反抗”，在“忍受”后面加上“改变”。

    漫步书店，我发现那些只有书的形式而不配叫作书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