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由纪夫和伊朗霍梅尼的个人装束等等，看到了人们动灵深处强烈的生命欲求和对神秘主义的向往。“法西斯主义代表了今天混在别种名目F的理想：以生命为艺术、迷信美、盲目尊崇勇、丢弃理智、隐身群众消解疏离。这些理想显得生机勃勃，无限动人。”而西班牙作家奥德加则针对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挖掘民族的劣根性：“西班牙是一个一百年以来就生活在治理与服从之间良心败坏的国家。”这种中世纪以来形成的波希米亚式的游民风格，正为法西斯的崛起提供了现成的无政府状态。推展开去，这也正是拉美极权主义的渊源。由此可见，法西斯主义是现代社会隐藏甚深的一大恶疾。

    北大放映《辛德勒名单》时，近二千人的大影院自始至终鸦雀无声，异国的恐怖异国的灾难异国的悲剧深深地打动了学子们的心。在惯于用掌声、笑声、嘘声、哈喝声来表达自己情感的北大，极少有哪部电影是在如此静穆的氛围中放映完毕的。在放映时，北大学生对影片中一个接一个喜剧性的场面：大炼钢铁时沸腾的村庄、用来作订婚礼物的红宝书，婚礼上对毛主席像的鞠躬，大食堂里狼吞虎咽的农民……时而引起哄堂大笑，时而引起掌声如雷，观众比看周星驰的喜剧还要开心。我无意责怪以商业为准绳的张艺谋或影院里年轻的观众们，也不想用时髦的理论来分析这种现象。面对悲喜剧的错位，我不寒而栗了。

    乐黛云教授说过，一位德国学者想与她合著一本比较纳粹与文革的书，回答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在短短的30年之间，东西方两大最优秀的民族会发生同样令人发指的暴行？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愿望未能实现。回忆是艰难的，在回忆中忏悔与反省则更为艰难。苏联女诗人阿赫玛多娃在《悲歌》中写道，“可怕的叶诺夫时代里，我在列宁格勒的监狱中渡过了17个月，某人认出了我：‘你能说明这些吗月我说：‘我可以！’她那往昔曾为面孔的脸上掠过一个似笑非笑的表情。”显然，对方对阿赫玛多娃描述历史真实的信念持强烈的怀疑态度。但是，俄罗斯毕竟有了、，面对文革我们有什么呢？在张贤亮、王蒙这代亲历者自传性的作品里，文革仅仅成为他们品格的试金石，他们以受难者的身份沾沾自喜，灾难像日蚀一样，一旦过去，他们便信心百倍地踏上红地毯。风靡一时的《柳色黄昏》处处是暴戾和血腥之气。一个曾经用皮带上的铜扣抽打白发苍苍的老教授的红卫兵这样为自己辩解：“我要说，在红卫兵一代人身上发生的很多事情，其动机其潜力完全是正常的乃至美好的。我们追随毛泽东的最根本原因毕竟不是丑陋，不是私利，更不是恐怖。一个红卫兵的忠诚和英雄的灵魂，其外在表现为愚昧、盲从、打架、凶暴，可是他内心中是正义的烈火、友谊的信念，斯巴达克的灵魂是壮美的境界和不屈不挠的追求。”如此混淆目的伦理与实践伦理的自白居然获得了满堂喝彩，巴金所倡导的“全民共忏悔”至今没几个人跟上。没有对自身法西斯毒素的清理，当人们在现实中产生困惑与不满时，文革的惨剧完全有可能以理想和激情的方式重演。福柯不愧为当代危机的最高明的诊断者，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曾经有效地动员和利用了群众欲望的法西斯主义，存在于我们所有人中；司。存在于我们头脑和日常行为中的法西斯主义，是使我们爱慕权力，渴望被支配和被压迫的法西斯主义。”30年代，面临日寇疯狂进攻，民心全面溃散的局势，钱瑞升、蒋廷故等学者向蒋介石鼓吹“法西斯救国论”；而面临世纪交替的今天，一些学术刊物又开始讨论“新权威主义”，我们是否应该有某种警觉呢？

    二战胜利50周年了，今天的世界并非尽善尽美。南斯拉夫出现了对峙双方杀害战俘的暴行；索马里、卢旺达，难民的生命更是贱如草芥轻若鸿毛；在中国南方某个开放城市的街头，因为小小的降擦，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