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着独立清醒的日子，我从不附属于任何党派团体，因为我并没有在哪个公司商号当过白领阶级，更不曾在矿坑里干过普罗阶级。任何党纲或信条都不会影响我的创作。”对于纳博科夫来说，流亡既是被迫的，也是自我选择的。绝对的流亡带来绝对的自由，而自由是创作的源泉。从旅馆到客栈，他只携带一只小小的行李箱，箱子里是一叠叠的文稿；从轮船到火车，他只携带一颗俄罗斯的心脏，心脏的搏动宛如俄罗斯森林中霍霍的风声。

    斯大林时代表面上万马齐哈，爱伦堡却说：“你可以用沥青滚盖世界，但是总有几株青草能自限缝中萌芽滋生。”艾克萧洛夫便是这样一株青草。他的童年在“人民之敌后裔收容教养所”度过，如同置身于一堆入的废躯残体中，如同零落在战场或屠场上。几本破！日的古典名著拯救了他即将沉沦的心灵。他开始思考，写作，被捕，坐牢，最后流亡。

    1979年，艾克萧洛夫在美国出版轰动一时的长篇小说《钢鸟人》。小说主要叙述一个背毅金属外壳、非人非鸟的怪物，强行住进大楼的公共电梯。不久，他便用暴力控制了全栋大厦和公寓里的居民。因为钢鸟日日夜夜肆意破坏，大厦崩塌了，只留下钢鸟依旧意气风发，昂首挺胸站在电梯顶端，冷漠地俯瞰大楼的断垣残壁。苏联当局恼羞成怒，将艾克萧洛夫定义为“人民公敌”。有趣的是，几乎所有的流亡者都是“人民公敌”。其实呢，流亡者就像一只跳蚤，活跃在统治者的床头，使服了过坚安眠药的统治者仍然无法安眠。

    布罗茨基把自己形容为“一条残存于沙滩的鱼”。他的案头贴着一句中国的古语“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然而，归乡之途老是跨不出足下这一步，干里即意味着“严禁你回首望故乡”。回去了又能怎样呢？结果是无须猜测的——一暴政时代，女诗人阿赫玛托娃的遭遇是，“诗自然不可能发表，甚至不能用笔或打字机写出来。只能保存在作者的记忆里。有人因为比一张写了几行字的纸更小的东西失踪过。”为了防止遗忘，女诗人只好请密友低声朗诵。另一位诗人曼捷施塔姆去世后，他的寡妻在占地球表面六分之一的土地上东躲西藏，将一只暗藏他诗卷的平底锅紧握在手中，夜深人静时默默背诵那些诗句，时刻提防执搜查证的便衣闯入内空。

    民主时代应该没有问题了吧？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多次电请流亡美国的索尔仁尼琴返国。索尔仁尼琴确实也回过祖国，可最终还是走了。为什么呢？他坦白地说：“在长达历年的岁月里，我一百小心翼翼地潜匿于深处。而现在我刚露出地面就一夜成名，就好像一条惯于生存在高气压的深海鱼，浮出水面就死亡，因为这条鱼无法适应突然的低气压。”作家发现他面对的是一个已然陌生的国度，他的讲演言不及意，形形色色的政治团体都企图利用他。古拉格群岛已经成为过去，民众也把他看作过去。他自己则已适应了流亡的生涯；流亡像一条大毒蛇，紧紧裹住了他。在一个不需要流亡的时代，索尔仁尼琴依然流亡。

    流亡者生活在一个破碎的时空中，流亡者在这个时空中捍卫着他们自己的道德标准。土地与历史在他们的笔下倔强地延伸。“流亡”是一个极为生动的词语。逝者如斯的大川，标识着这群人动态的生存。除了他们之外，还有乾坤在日夜流转。“流亡”成了不可终结的神话。

    地球上，有一个民族，全部都是流亡者。《圣经》耶利米哀歌第二节中有这样的话：“你们一切赶路的人哪！这令你们不介意么？你们喜欢看，有像这临到我的痛苦没有？”痛苦像盐一样溶在水中，而水在永恒地流动。

    这个民族便是犹太民族。他们流亡了整整两千年，足迹遍布世界。他们曾经拥有家，拥有财富，拥有知识，但转瞬之；司就可能丧失一切，包括生命。他们的自由是以丧失任何生存空间为代价的自由，是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