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典型地属于这样的人，他批评任何形式的政府的缺点，但他又承认忠一户国家法律的重要性”。他是纯粹的民主派，他曾勇敢地反对三十倍左的独裁政权，他更勇敢地反对日益失去自身真正目的的民主制。于是，统治者和庸众把他指认为“反对民主的叛徒”。

    苏格拉底出生的时候，不是以哭声而是以笑声向世界致敬的。少年苏格拉底在父亲的培养下，已雕刻出伟大的作品，受到伯利克里的赏识。但他就在取得一位雕塑家最辉煌的成就之前，转行研究哲学——与其雕塑石头，不如塑造人的心灵。

    要以塑造活人的灵魂来代替塑造静止的人体，这是一种天真而危险的疾好。然而，命运选择了苏格拉底。他摆脱不了命运，命运像蝎子一样蜇得他发痛。他一贫如洗，承受妻子的责骂；他如履薄冰，面对敌人的暗箭。最可怕的还是那些他所热爱的、教导的。为他们的利益而奔波的雅典公民们，他们背叛了哲学家，却宣布哲学家是叛徒。法庭上，由陪审员向瓦罐里投豆子——白的代表无罪，黑的代表有罪。结果，黑豆比白豆多，苏格拉底这位民主的捍卫者却被民主所处死，这位创造民众命运的人却被民众决定了他的命运。此时，他发现自己未能战胜人在走向真善美道路上的主要障碍——“贫困的邪恶”和“黄金的邪恶”。穷人和富人居然联合起来处死他。他终身与不平等作战，“我的智慧在此枯竭，我的痛苦和忧患由此开始”，但他却成了公认的罪人。

    阿瑞斯山天然半圆形剧场人山人海。雅典最高民众法院及陪审法院5000人会的十分之一组成的陪审团业已就座。

    “背叛者”们想让“教主”充当木偶，他们在后面拉线指挥，可先生拒绝当“教主”。这样，“教主”便成了“叛徒”。郭沫若说，鲁迅是法西斯蒂，是封建余孽；成仿吾说，鲁迅是三重的封建余孽、四重的反革命。郭沫若、成仿吾毕竟是当过“叛徒”的，比陈西建、齐宜林之流有眼力得多，他们看出了先生的“三重”、“四重”性，即对反叛的反叛。

    反叛已经堕落为独裁——把至高无尚的权力交给一群其本身不具有民主理念而又从社会结构的所有其他部分孤立出来的反叛精英，这样做完全是错误的，谁最了解先生‘Z秋日最了解先生。溜秋白是怎么死的？不是死十国民党之手，而是死于共产党之手。后者是法官，前者是别子手，两个政党都是“昨日世界”的反叛者，他们却罕有地携起手来，执行了对一介书生的死刑。1935年6月18日，溜秋白在福建长汀含笑就义时的枪声，不知远在上海的导迅是否听到？秋白的命运就是会迅的命运。秋白说过，日迅是“逆子贰臣”，他自己也是。

    加尔文手上的鲜血被曝光在阳光之下。他惊恐不安地抛出驳斥文章《恶棍的谬论》，谩骂卡斯特利奥是小偷、流氓、读神者，野蛮的文字一页比一页下流，结尾是“愿上帝消灭你，撒旦！”他调动一切力量，实施一切可能的对卡氏的打击。加尔文指示宗教会议通过法令，禁止在辖区内传播卡氏的著作，并通过外交压力，迫使卡氏的著作无法在巴塞尔出版。卡斯特利奥说：“为什么你把己所不欲的施诸于人呢？我们争论的是宗教事务，然而，你为什么要压制你对手的言论自由呢？”加尔文则高兴地叫嚷：“背着人叫的狗不咬人，可以不用害怕。”

    1928年5月，微索里尼指定政治法庭——保卫国家特别法庭对葛兰西进行审判。葛兰西的罪名是“从书阴谋活动、煽动内战、包庇犯罪、挑动阶级仇恨”，检察长指着葛兰西说：“我们要使这个头脑二十年不能工作。”果然，葛兰西被判处20年4个月零5天。然而，这个伟大的头脑并没有停止一天的工作，在病魔的折磨下，他完成了辉煌的《狱中札记》，总共2848页，合打字纸4000页。

    还是汪晖说得好，“鲁迅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