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老少。少年之文章，如烈酒，使人有拔剑所地不可一世之慨，有引吭高歌怒发冲冠之气；老年之文章，如清茶，使人有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之感，有手挥五弦目送归鸿之致。少年之文章，使人忧，使人怒，使人热血沸腾；老年之文章，使人闲，使人静，使人冷眼旁观。少年之文章是流出来的，老年之文章是挤出来的。少年之文章可舒张万物，老年之文章则无可奈何。少年之文章如‘七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老年之文章如“白头宫女在，闲话说玄宗”。少年之文章写未来之久，在幻想中纵横驰骋；老年之文章写过去之十，在回忆里昏昏欲睡。

    我最反感的是两句古话，一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二是“学而优则仕”。前者是原始时代变性的遗留，以为知识是具有神性的，因此掌握知识的人也就像祭司、巫婆一样具有神性，高于一般人。中国民间有“惜字纸”的习俗，看到地上有写着文字的纸，赶紧虔诚地抬起来，放到炉子里烧掉，千万不能让它被污染了。后者更是中国政治的一大致命伤，秦桧、严嵩、阮大诚都是读书读得不错的人，把孔夫子当作敲门砖，门倒是敲开了，可也敲出于古骂名来。可见，读书与当官是两码事。读书不见得能够“改造人性”。读书多的人，仍然可能是昏蛋和意猪。

    “黑色阅读”也可以移植到音乐之中——用耳朵去阅读。只可惜塞满流行音乐的现代人的耳朵，已经无法阅读出那些“黑色音乐”的高妙。贝多芬被克莱德曼置换成轻柔恬美的抒情曲，这是一种令人哭笑不得的歪曲。真正的贝多芬像夜晚的海啸，沉郁悲伦，汪洋恣肆。贝多芬让我们不得不习惯黑夜，因为白天的美丽仅仅是短促的回忆。潮涨潮落，多少年的愤怒和黑暗都融进了里。一曲终了，我在薄薄的晨喷中仿佛看见了海岸线上伤痕累累的石头的轮廓，这就是贝多芬的命运，也是我们的命运。往往是在隆冬的时候，我们才能感觉到自己心灵的深处拥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同样的道理，只有贝多芬这位最丑陋的聋子才能创造出最伟大的音乐。来到那金碧辉煌的朝廷之中，一切都如过眼烟云。而在那孤独的小屋里，一条真正的道路向我们敞开。

    在三千年专制主义的酱缸里泡熟的中国知识传统，渗透到中国文人的血液里。许多中国文人身上都有周作人气，知识仅仅是一种格调，一种情趣，一种摆设，一杯茶，一件书法，而不是自由的屏障、解放的动力。他们不是通过知识洞察当下的生存困境而把知识作为消解个人责任的面具。认为自己拥有知识，便拥有了超脱于俗世之上的权力，是掩耳盗铃的做法。加梁说过：“作家是不可能有希望为追求自己宝贵的思想和形象而远离尘嚣的。”爱默生也认为：“学者理应成为思想的人。其责任可以归纳为‘自信’。学者的职责是去鼓舞、提高和指引众人，命令他们看到表象之下的书实。”中国读书人，缺乏的正是这样二种对知识和世界的态度。

    按理说，最好的文章是少年人作的。本世纪写散文写得最好的，梁遇着该算一个。梁遇春最好的散文都是二十多岁的时候写的，那时他只是北大的一名学生，但他的文章几乎比所有的老师及老师的老师都写得好。“通常情侣正同博士论文一样平淡无奇，为着要得博士而写的论文同为着结婚而发生的恋爱大概是一样没有道理罢。”什么是才气？什么是智慧？什么是好文章？这就是才气，这就是智慧，这就是好文章。

    不少人称赞李老的文章“平淡”。什么是平淡‘Z周作人的文章、俞平伯的文章，那J‘叫平淡，能让你反复咀嚼、体味。平淡不是没有味道，周作人、俞平伯的文章有回味悠长的“涩味”。相比之下，季文只能针是文从字顺而已，一张薄纸，看得到背面，背面没有什么东西。佛家有所谓“黄龙三关”之说，曰：第一境界是“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第二境界是“见山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