息，而且出现创作上的飞跃和升华。曹禹本该如此，也意识到这一点，但他仍然不能提笔。“我就是惭愧呀，你不知道我有多惭愧呀！真的，我真想一死f火！”他是怎样忘情地想着“地狱天堂”般的舞台和驰骋于上的伟大演员阿，但他再也登不上舞台了。

    这种局面的形成，究竟怪少年，还是怪老人？也许是少年不争气，写不出绝妙好文来，所以我们的须发皆白的老先生们不得不肩着闸门。因为少年中没有人愿意接力，老人也就没办法休息了，“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到了这样的地步，赵国焉能不亡国？

    中国不是少年的国度。连写文章，少年人都比不过老年。市面上流行的散文随笔集子，十有八九是老人写的，八九十岁的老人写的。相反，二三十岁的青年的作品却十分罕见。

    长辈指责后辈，特别是对那些花花公子、游手好闲之徒，常常用“玩物丧志”四个字，我却认为，“玩物丧志”倒还情有可看，而“玩物丧志”则罪不可赦，直可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超生。中国的读书人，十有八九是“玩知丧志”，陶然自得，乐在其中的。几部残缺不全的破经典，你注过来我注过去，皓首穷经，头发白了，经却还没有注完。清代的大师们，表面上看是在追求“纯粹的知识”，其实是在文字狱的淫威下挥刀自宫——他们的知识全是没有价值判断的、不对当下发言的、逃避心灵自由的，通向奴役之路的知识。他们以这样的知识，被朝廷纳入“博学鸿儒”科的罗网之中。

    衰老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结果。有的人进入老年，迟钝了，麻木了。而曹禹则不同，他不停地提起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奥尼尔，他意识到自己跟他们的差距，而衰老让这种差距无法弥补和缩短。托尔斯泰是他晚年的一个解不开的情结。“托尔斯泰走了”，是踉“苏格拉底死了”一样令人揪心的命题，它像冰山一样横亘在曹禹面前。一谈起托翁，曹禹便不能自己：“他三十几年的痛苦、他像农民一样活着，他一天走三四个小时，然后写。大吃、能吃极了，82岁呀，吃一大碗生菜。他出走了，他30年前就想走，没走成。安娜说你一走我就自杀，他不想跨过她的死尸走路。他每天又快乐又痛苦，真是一个伟大的人！”刚才还希望普通、平凡，现在却又期望伟大、崇高，上穷碧落下黄泉，可怜的老人被悬置在空中。

    托尔斯泰不是“想”成就能成的。“就曹禹，还想当托尔斯泰？”这绝非一句自嘲的玩笑话。他受得广上帝对现代约伯的严酷惩罚么？受不了，他自己知道。“我要成托尔斯泰，成不了啊！都七老八十了，还成什么？我想走了，不要这个家厂，我把你们的债还了就走……”这只能是个梦。我觉得，曹禹最好的作品应该是《北京人》，《北京人》里最生动的人物应该是曾文清。曾大清就像笼中的鸟一样，何尝不想飞？可是，翅膀太重，“飞不动了”。这四个字是悲剧的最高境界。艺术家都是有些先见之明的，“飞不动广’岂不是曹高对自己晚年的预感？结局被他不幸言中，他的生命在他的人物里，他的人物在他的生命里，只有艺术家才有这分敏感，只有艺术家才有这种智慧。在清华大学宁；净的图书馆里，他铺开稿纸，工工整整地写下《雷雨》两个字，然后一发不可收拾；在四川长江边的小江轮上，他点着油灯，一幕一幕地写，江水拍打着船舶。多少年过去了，除了遗憾之外，还收获些什么呢？

    这是不是一记警钟呢？

    而人生，终究不像戏剧一样，能由戏剧大师随意调度。那么，无论结局如何，接受它吧。

    旧掌故，是中国文人的拿手好戏，以致明清两代笔记泛滥成灾，简直像决口的黄河一样滔滔不绝。张中行先生阅时多、读书多、识人亦多，一回忆自然是让逝去的人与书走马灯似地登场。《负暄琐话》倒还可读，到《续话》《二话》就给人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