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最终在自己拥有权力以后，又自己扼杀了自由。当日军在沦陷区实行三光政策时，周作人竟然在电台里公开鼓吹绝灭人性的杀戮，玩弄血的游戏，“治安强化运动是和平建国的基础，是使民众得以安居乐业的唯一途径。”

    第二段隧道是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格医生》讲述了一个知识分子在暗夜里一边默默地舔伤口，一边跌跌撞撞地寻找自己的光明的故事。茨威格说过：“在精神方面的论战中，最优秀的并不是那些毫不犹豫地投入纷争的人，而是那些长时间犹豫不决的人们。那些最难决定战斗的人，一旦决定了，就是真正的战士。”日瓦格是最伟大也最卑劣的时代里的哈姆莱特，柔弱的人固执地把同时代人都认可的光明定义为黑暗。“夜色就像千百只望远镜／一齐对准了彻亚伯天父啊，如果可以的话晚去我这杯苦酒吧”只有他感受到了遥远的痛苦。“我珍视你既定的意图／甘愿担当这样一个角色／但现在演出的是另一场戏／求你豁免我这一回”。只有他发现了历史错位的真相，但历史不容他缺席。“然而戏的场次已经安排好／最后的结局已经决定了／我孤零零地、渐渐沉没在假仁假义里／人生一世实在不易。”最后一句实在是透骨悲凉：哪个时代真诚、善良、崇高不被无法忍受却不得不忍受的黑暗吞没呢？

    今日，流行老人的文章，非但不足以证明人们心理的成熟，相反倒是表现出生机的丧失。年纪轻轻的人们，自己不写好文章，却抱着老人们的坏文章读得晕头转向，实在是一大“怪现状”。在美国，新秀辈出，即使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师级作家索尔·贝娄，也很快就被忘却。“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只须领三五年的风骚就行了，空间反通得很，总得让新人上台吧。

    曹禹笔下有一系列软弱的人物：《雷雨》中的周萍，《原野》中的焦大星，中的方达生，《北京人》中的曾文清，中的觉新……时代的膻变、文化的压迫、心灵的焦灼、理想的苍白，使他们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其中，多少有曹禹自己的影子。最后两年，他一点点地放弃痛苦，放弃由痛苦所替代的那种强烈的愿望，他不再说：“我要写东西”了。有时他说：“当初我应该当个教师，当个好老师，真有学问，那就好了。”这种对自我的怀疑与否定，是蚕无法破茧而出的瞬间所说的实在话。曹禹渴望当一名普通教师，但他能满足随遇而安的欣然么？他充当的是另一种教师的角色，这个角色太沉重了。他说：“钱钟书，人家才是真有学问。”曹禹当年在清华与钱钟书一起并称一龙一虎，他对钱钟书的赞赏、羡慕是耐人寻味的。就个性而言，钱钟书比曹禹更加软弱；就生存智慧而言，钱钟书“游世”的技巧比曹禹更加高明。是不是这些，让曹禹丧失了本来不多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