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宁青的回民最清洁。

    “哪怕他们炮制一亿种文学，我也只相信这种文学的意味。这种文学并不叫什么纯文学或严肃文学或精美现代派，也不叫阳春白雪。它具有的不是消遣性、玩性、审美性或艺术性——它具有的是信仰。”o否定别人的价值，才能树立自己的价值。人类思想史上一切“一元论”的、终极性的理论，都是理论家们企图征服人、统治久的手段。他们说“一”比“多”可爱，所以大家都理所当然地跪倒在“一”的脚下。“思想独裁的秘密在于：把超现实的价值标准，作为唯一的现实价值标准来要求每一个人。”张承志理直气壮地宣布：你服从我的信仰我便对你宽容，你不服从我的信仰你便是历史的反动。这是乌托邦思想致命的缺陷。L 个世纪末，康有为写出《位同书》，却秘不示人。他解释说：“方今为据乱之世也，只能言小康，不能言大同，言则陷天下于洪水猛兽。”康是一位具有深谋远虑的智者，20世纪中国的历史被他不幸而言中了。以大同取代小康，60年代轰轰烈烈地上演了饿死3000万人的惨绝人衰的“喜剧”。而张承志却斩钉截铁地说：“我毕竟为60年代——那个大时代呼喊了一声。我毕竟为毛泽东——那位中国史上很可能是最后一位巨人的孤独者提出了一份理解。”读到这段话时，我不禁心凉肉跳。1943年5月27日，海德格尔就任弗赖堡大学校长时，在就职演说中说：“领袖本人而且他一个人就是天然的、活生生的德国的现实和法律。”海德格尔说这句话时，纳粹的刺刀正悬在他的头上。而90年代张承志说出同样一句话时，却是我口说我心。作为民众的代言人，他对“三年自然灾害”（？）中饿死的3000万人的生命如何发言呢？他对无数悬梁的、投湖的、惨死在棍棒下的冤魂如何发言呢？大同世界的海市蜃楼固然迷人，但残酷的沙漠中埋葬了多少无言的枯骨？1973年出生的我，没有经历过这样一个“大时代”，但我至少有这么一个基本的常识：贫穷与愚昧、残忍与暴力、独裁与专制中绝不可能诞生“清洁”。

    作为一种禁欲主义的“清洁”，只能有利于现实统治和权力，有利于思想权威的万古不衰。“总要有人站出来。哪怕只是为了自尊，我也绝不愿做新体制的顺奴。”“张承志以其反体制的一面深受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大学生的激赏。这实际上是一个天大的误会。“反体制”两种趋向，一种是以自由民主的世俗追求为目标的反体制，另一种是以超现实的一元制的乌托邦为目标的反体制。后者如希特勒、霍梅尼、麻原彰幌，以“反体制”为号召，建立的却是恐怖统治。他们都要求在价值体系崩溃的时代，建立严厉的禁欲主义规范。民众一旦选择他们，便会因这种选择而丧失此后选择的权力。“而人一旦失去自由选择的权利，在专制与欺骗中别无选择之时，人就不再是人，而成为统治者的工具和玩偶”。张承志的“反体制”正是这样一种绝对的体制化。他痛骂的文化商人并不在体制之内，正因为“流氓”们都在体制之外，张承志才放心大胆地对“流氓”们大打出手。这就是张承志的“血性”，他清楚地知道“文痞”们不受体制的保护，被自己打了也白打。陶东风先生对此精辟地评论道：“把性命压在文学上的张承志，他的话语权力依然是十分有限的，话语禁区依然存在。在这样的情况下，诗人该对什么愤怒？我的朴素的观点是：诗人应当对剥夺他的话语权、限制他自由说话的力量愤怒，是谁有这样的一种力量？显然不是商业文化，也不是文化商人。——张承志似乎与商业文化有不共戴天之仇，这正说明他是一个骨子里奴性十足、却狂想黄袍加身的“文化凯撒”。他失去了60年代辉煌的位置，自然对社会进程出奇地愤怒。王蒙先生将这种思维方式概括为“原红旨主义”，我觉得倒也准确生动。“社会矛盾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而面对种种令人苦恼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