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隆震耳……暮时凶焰渐炽……亥子之交，枪声到门，火光彻户。”惊惧之下，荣庆避居天津。一生富贵成过眼烟云。此后袁氏在中国政坛上指点江山，把持国柄，恢复帝制以至欧亡，日记均只字不提。全记看书写字，饮酒赋诗，观赏园林，听戏访友的日常生活，活像一驼鸟，把头深深地扎到沙丘里去，换取心理上的安定。倒有些诗句略略透露出苦涩的心境，如“卧病苦为无爪蟹、逢人不作附膻蝇”，似乎在说：我被骗得好辛苦——从荣庆身上，可剖析中国知识谱系的问题。荣庆读书不可谓不勒，品德不可谓不高，《清史稿》称他“持躬谨慎”，亦非虚誉。但他为何落得无所作为、对国计民生‘脚跟不见五指”的下场？可见，中国的“知识”出了问题，而且是大问题。

    在中国，官僚与文人是合一的，正如艾森斯塔德所说，“中国的官僚一般被看作是更广泛的文立群体的一部分。”艾氏认为，作为精英群体，文上的存在取决于统一帝国理想的保持；其活动与官僚及行政机构密切相关。在荣庆的日记中，我看到了一枚硬币的两面：一是上衙门，办公开，应酬师友同僚；另一方面是逛琉璃厂买书，收集字画文物，以风雅自许。这并不意味着文化情趣捍卫了他的人格独立，相反，知识并没有被中国古代知识阶层作为维护自身独立身份的资源。归根到底，中国的知识——经史子集，都不具备成为这种资源的条件。知识把知识人演化成统治者十足的驯服工具，很少具有内在的自治或为不同阶层的人服务。

    公允地说，荣庆在晚清的官僚中虽然辞不上李鸿章、张之洞这样的一流人物，也还是能归入二流人物的行列。比起残暴昏庸的端方、赵尔丰、奕囫、铁良诸人来，亦要高明许多。他虽然不是维新改良派，亦不是保守派。他读帼闻报》，与严复交好，日记载，“严幼陵到，送源富》译本，语多可采。”送族中后辈留学德国，病中服用洋医药。审批贵州学务的报告时，说：“变法不难，而变人心实难。”颇有见地。但是灵光一现，对整个知识谱系的病入膏盲无力回天。荣庆自己也哀叹：“临文苦于识力薄弱，不能力持者实为不少。影装抱久，愧汗何如。……才不称位，学不济时，陨越之虞，终恐不免，书此不禁憬然……”

    荣庆办的实本，乃是办学，他长期管理京师大学堂，虽成效不著，然出力甚多。1908年，学部奏，次年开办分科大学，计经学、法政、文学、医、格致、农、工、商八科，开办费200万两。京师大学堂优级师范改为京师优级师范学堂（北师大前身）。在京设立女子师范学堂，暂招简易科两班。在这些方面，荣庆确实有其贡献之处。

    纵观荣庆日记，如读，老实官僚的老实笔墨，更增添了反讽的效果。船快沉了，他在船上不知怎么办才好——有人在给船打洞，让船快点沉；有人在给船补洞，让船继续开走；有人去抢舵，想左右船的方向；有人去抛描，想使船停在原地；有人升起帆来，企图借助东风；有人把船上的物品扔掉，企图减轻重量；有人放下救生筏，要偷偷地溜走……可怜的荣庆，官至极品，位极人臣，像鱼游于佛鼎之中，燕居于覆巢之内，手脚无措——因为圣贤没有告诉他该怎么办。

    愚人治理愚人国，这七字足以概括中国古代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