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已要渡过彼岸去的时候召唤它。“当最最忠实的，曾经发誓要为执行公务毫无保留地献出生命的人纷纷背叛的时候，当旗手们本身把执行公务的那面受到污辱的大旗扔到烂泥地里的时候，在这个时刻公务寻找支柱，向尚存一点忠心者大声疾呼——于是鲁斯兰这个濒临死亡的士兵听到了战斗的号角”。

    是鲁斯兰错误地理解了时代，还是时代扭曲了鲁斯兰？忠诚恰恰成为悲剧的核心。鲁斯兰把整个星球都看作集中营，把所有的两脚动物都看作可鄙而不可怜的犯人，狗眼里闪烁着“真理”的火花。鲁斯兰与卡夫卡一样聪明，卡夫卡眼里的是一个服从。机械、抽象的世界，是一个不为人所知的神话中一眼望不尽的迷宫，身份已经在从一个办公室到另一个办公室的途中失去了，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说的“在官员和官僚的社会中，首先，没有主动性、创造和行动自由；只有秩序与规则：这是服从的世界。其次，官员只执行庞大的行政活动中的一小部分活动，其目标与远景他却看不到；在这个世界里一切动作都变成机械动作，人们不知道他们所做合情的意义。第三，官员只忙于匿名和卡片：这是抽象的世界”。极权制度的国家不过是一个庞大的行政机关：一切工作都在那里被国家化，各行各业的人都成了职员。一个工人，不再是工人，一个法官不再是法官，一个商人不再是商人，一个教士不再是教士，甚至一条狗也不再是狗。

    如果说普·斯兰因不清醒而丧命，那么诗人曼德尔施塔姆则因清醒而丧命。曼德尔斯塔姆早在十月革命初期就感受到了当代生活中人道主义受到的无情摧残：“众人皆能感觉到向前移动的社会建筑之形式的宏大，尚不见高山，高山已将它的阴影抛向我们，我们不习惯社会生活之形式的宏大，而习惯于19世纪的国家与法的平面，我们怀着恐怖和犹豫在这阴影中前行，不知道这就是即将来临的、黑夜的翅膀或是我们应当步入的故乡城的阴影。”他最终被阴影所淹没了：1938年他于肃反中被捕，不久死于远东的流放地，尸骨无存。阿赫玛托娃的日记中曾记载，帕斯捷尔纳克曾为曼德尔施塔姆而奔走。斯大林亲自接见帕氏，问道：“他是您的朋友吗？”帕氏不知道诗友已被定为何罪，不敢答话，斯大林继续问：“他是大师吧？是大师吧？”帕氏回答说：“这无济于升”。是的，狗难道因为你是大师就不咬你吗，笑话！鲁斯兰眼中大家都是清一色的有逃跑念头的犯人。

    狗眼看世界，只是角度变了而已，并不会将世界的本质看走眼。赫肯黎说，新世界并不美丽，我相信。

    有的时候，人咬起人来，能够让狗都望尘莫及。我想起7一个名叫江青的中国女人。关于江青狱中生活的传闻很多，据说她看到“红色中国”的资本主义化气得浑身发抖。我想，她的感觉比鲁斯兰好不到哪里去。失去了集中营的鲁斯兰，处境悲惨，“它习惯于在干净的垫子上暖暖和和地睡觉，习惯于有人给它洗澡，梳理毛发、剪指甲、裹伤抹药，在失去这一切之后，很快一落千丈，落到了就是丧家野狗也不如的地步。”野狗避免在火车头的炉渣堆上取暖，鲁斯兰一时糊涂这样做了，结果几天内它最可靠的防寒物——又厚又密的毛弄乱了，开始脱落，爪上布满了骚破和割破的伤口。它一天天地变得邀遍遍遏，越来越瘦，自己对自己也感到厌恶。但眼睛却越来越亮——闪烁着永不熄灭的狂怒的黄光。每天早晨检查完站台上的岗哨后，它便跑到废弃的集中营去。

    《忠心耿耿的鲁斯兰》显然不是一篇童话式的动物小说。这本书不会给人以任何的阅读愉悦。面对鲁斯兰的炯炯有神的狗眼，有谁能无动于衷呢？

    谢夫成柯，莫斯科国际关系大学博士，曾任苏联派驻联合国代表团政治部门首脑、外长葛罗米柯的私人顾问、联合国副秘书长，1973年投奔美国。我一向喜欢看“叛徒”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