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是“寄托（GRE和toFEL）的一代”。在提问的七名学生中，有五人明确表示，他们只要有机会，一定会去美国。

    那么，他们在会场上的言行就成了他地道道的表演了。他们把提问当作体现自己“勇敢”的好机会。这是对“辩论”精神的巨大的侮辱。他们的表演却给世界一个错误的认识：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中国成了民族主义的重灾区。

    据了解，北大学生与克林顿“交锋”的一幕，在美国一些人物的心目中，已经产生了另外的看法，美国国务院主管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陆士达，于当天给出的反应信息是：在中国这一代青年人身上，有一种正在增长的民族主义情绪，这反映出一种真实的趋势，未来我们必须对此加以处理。而中国学者大部分对北大学生的表现给予喝彩。美国人的误解和中国学者的不理智，在同一个层面上相会了。他们都不了解这最年轻的一代精英分子。这些年轻人与他们所想象的相差很远很远。

    这是怎样的一代精英呢？这是丧失了自身价值观的精英们，他们所保留的仅仅是自己的利益，他们的表演没有其他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获取利益。在北大平时的学生社团活动中，他们的表演就已经内在化了，他们连意识到自己在表演的能力都没有了。“我口说我心’，对他们来说，早就是一个比盘古开天地还要古老的神话。他们只知道：说那些对自己有好处的话。久而久之，他们把表演当作了本色。平时，他们还“养在深闺人未识”，现在，在一个特殊的时刻、特殊的场合，所有的一切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这些“精英们”清醒地明白：站在克林顿的对立面，在此一特定时空中能够让自己获得利益。所以，尽管他们心里深爱美国，他们也要故意与美国总统过不去——因为这样做有好处。康德所说的“内心的绝对的道德律令”对他们来说早就不存在了。道德律令并不利于获取现实利益，所以干脆抛弃掉。这是人格极度扭曲的、却自己以为最健康不过的一代人。这将是可怕的一代人。这是可怕的教育所酿造出来的可怕的一代人。到了这样的时刻，还能够不反思我们的教育吗？

    在北大未名湖畔一个幽暗的角落里，有一尊半身的铜像屹立在青松之间。

    这里是北大的一方净土。他守护着这方净土，一如他生前。他注视着这些孩子，一如他生前。他勉励着这群老师，一如他生前。

    而他孤独的身影，在历史发黄的书页里，拖得很长很长。

    他就是北大的老校长蔡元培。

    在他之前之后，北大的校长走马灯似地轮转了多少人，个个是英才俊杰，但是只要一提起北大校长，让人首先想起的就是蔡元培校长，也只有蔡元培校长。正如编辑《追忆蔡元培》一书的北大学子郑勇所说：“本名湖畔丛树幽林间，蔡元培塑像谦和地独守一片净土，引领着每次瞻拜每次肃然起敬的目光；而在北大昔日的历史传统和今日的格局气象中，蔡元培更内化为一种象征与启示。无论岁月的尘埃如何起落飞扬，黯淡了多少偶像的色彩，无论时间的流水如何一去不返，动摇了多少权威的根基，既非权威、亦非偶像的蔡先生却不减风神依旧，因为有后来者‘以口为碑，以心为碑，以文为碑’（林语堂《想念蔡元培先生》）。”

    耐人寻味的是，北大校庆期间，几乎所有的纪念蔡元培的活动都由民间发起：北大纽约校友会郑重通过决议，建议将蔡元培先生暂居香港的陵墓迁回北大；也有校友建议将北大红楼的了民纪念馆定为国家文物重点保护；有北大毕业生创办的北京国林风图书中心举办蔡元培专题讲座……而最隆重的则是北大师生自编自演的话剧《蔡元培》。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民间活动。由几位退休的老教授发起，无数的同学汇聚起来。从一年以前他们就开始了艰辛的奔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