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王国维、梁启超和鲁迅先后翻译了日本近代以来重要的知识分子福泽谕吉、加藤弘之、中村正直、中江兆民、幸德秋水等人的著作。

    二十世纪初日本对形成中的中国文化冲击的最后一个方面是，几乎在当时中国人关心的每一个领域，日语都为创造现代汉语词汇作出了贡献。汉语在二十世纪最初几十年中的变化，其剧烈程度超过了汉代以来直到清代近两千年的变化。对于这种变化，对于在语言变化中反映出的中国人世界世界观的变化，日语起了极大的作用。

    源于日语的现代汉语大致有三类：第一类是纯粹日语的现代汉语外来词，如服务、方针、解决、申请、想象等；第二类是日本人用古代汉语翻译欧美语言并赋予其崭新意义的词汇，如封建、法律、共和、经济、社会、思想、文学和政治等；第三类是日本人用汉字组合意译欧美语言、再由中国人加以改造而成的现代汉语外来词，如美术、抽象、现实、原则、科学、观念、政府、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等。

    可以说，中国人从日本人那里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更广阔世界的某些社会习俗，自然和社会科学的某些内容，某些历史和政治，以及哪怕是作为旁观者的某些感情上的进步、决心和自信。

    在以日本为桥梁的时代里，中国是一名热忱的学生，而日本却是一个居心叵测的老师。在日本国内固然有不少热爱中国、支持中国进步事业的人士，但就日本政府和大部分日本人而言，他们并不希望中国迅速走上一条跟自己一样的强国之路。日本刚刚萌芽的军国主义者们发现了中国的虚弱，而这种虚弱激发了他们侵略中国的野心。

    一八九八年，日本政治家近卫笃麿创立了东亚同文会，四十年之后，该校被升格为大学，这就是今天日本爱知大学的前身。该校还曾经在上海开设名为“东亚同文书院”的学校。该校把重点放到中文学习上，毕业生有访问中国一年、撰写调查报告的机会。后来，这些调查报告被汇集成《支那经济大全》，被视作是中国社会和经济调查的范本。但是，这些文化交流工作，背后都有日本官方“大陆政策”的阴影。许多项目都受到军部的资助，军部露骨地表示说学者们就是在研究“如何占领中国”。

    清代末年，被派遣到日本考察的直隶省官员王桐龄在《日本视察记》中指出，日本以东亚盟主自居，竭尽全国上下之力，从政治、法律、宗教、教育、历史、地理、文学、美术、实业、军事、交通等各个角度，分门别类，对中国国情进行调查和研究，并出版了许多这方面的著作。其中，《汉文大系》、《支那省别全志》等书，每套皆有数十册，每册则有数十万字。王桐龄认为，日本学者严谨的学风和搜集资料发方法固然值得学习，但中国也要对日本的侵略野性提高警惕。

    从十九世纪末直到抗战前夕，日本的士官生们利用假期纷纷来中国做社会调查。这些调查活动其实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准备工作，得到了满铁公司的资助。一群群年轻健壮的日本人深入中国的城市和乡村，记录下了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等各方面的情报。直到今天，这份被称为是“满铁调查”的文献，其庞大的规模和一流的水准，依然让中国的社会学家们叹为观止。

    在清代末年和民国初年，日本帮助中国培训军官、现代教员和政府行政人员；同时，日本还为中国提供许多受过高级训练、富有经验的人才来源。当然，日本所做的这一切并非出自天真的利他主义或者报答中国在历史上曾经给予日本的恩惠。相反，日本有着极其狡猾的国家利益的考量以及长远的渗透策略。

    一八九七年出任日本驻华公使的谷野文雄，在中日两国诸多的合作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在次年给日本外相西德二郎的秘密信函中，如此盘算这些活动对日本的利益：“如果将在日本受感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