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本州岛北部石川县金泽市，有一块大大名鼎鼎的“大东亚圣战大碑”。韩国学者李御宁在《日本人的缩小意识》一书中认为，日本文化以“缩小”见长，日本人善于发挥这一本能，终于取得了“以小取胜”的目的。然而，这块赞美天皇的军队，呼唤后人继续“圣战”的石碑却高耸云天。在日本很少有如此巨大的石碑。在斗大的“大东亚圣战大碑”七个大字之下，铭刻着建立该碑的重要支持者们的名字，如甲级战犯板垣征四郎的后人板垣正、关东军参谋草地真吾等人。

    这块庞大而精美的“大东亚圣战大碑”建于二零零零年八月四日，包括准备、宣传和建筑工作一共花费了一亿日元，一共有三万个以上的个人和单位为此捐款，其中有不少是日本的著名政客和财团。建碑的过程也就是一次宣扬“大东亚圣战”的历史观的过程。

    围绕这块高耸云霄的大碑，金泽市少数有良知和历史感的议员、教师和市民们组建了“拆碑会”，努力发动市民向有关方面施加压力，拆除这块耻辱之碑。然而，发起修建此碑的中田清康也针锋相对地组织了“护碑会”，并在集会上辱骂“拆碑会”成员是“卖国贼”和“害群之马”。

    中田清康是一名九十多岁的老人，他当年是关东军的随军人员，在中国东北生活了多年。对于那场战争，他依然坚持是正义之战：“我不接受某些人认为战争恶劣的观点。近代以来西方人在亚洲瓜分土地，三国干涉还辽是日本的耻辱。俄国势力南下，日本被迫出兵满洲。如果没有日本的出兵，又怎么会有二战后亚洲各国的独立？”他还创办了一所“大东亚塾”，以“大东亚圣战”的历史观来教育年轻一代日本人。

    战后六十年来，“大东亚圣战”的阴影依然笼罩在日本列岛的土地上。

    一九三七年，南京大屠杀的策划者和实施者之一松井石根在前往上海之前，告诉他的支持者说：“我到前线，并不是去和敌人打仗，而是抱着哥哥安抚弟弟的心情。” 松井石根并不认为自己是在说谎，而是理直气壮把日本当作中国的一个既严厉又慈爱的哥哥来看待。

    在松井石根给家人的书信中，他这样写道：“日中之间的战争，一直是‘亚洲家庭’之间的兄弟阋墙。这些天来，我始终相信，这种斗争是让中国人反躬自省的方法。我们这样做不是因为恨他们，相反是因为我们太爱他们。就好像在家里，一般来说，做哥哥的必须忍受弟弟所有的坏行为。但是，为了让弟弟行为得当，做哥哥的有时也要惩罚弟弟。”

    松井石根一边在血雨腥风的战场上得意洋洋地指挥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一边则轻描淡写地把对日本中国的侵略说成是兄弟之间小小的纠纷。他指挥像“野兽机器”一样的皇军对南京平民实施了长达六个星期的屠杀，一共杀害了三十多万人，发生了三万多起强奸行为。

    南京大屠杀之后，松井石根还还恬不知耻地去参观中山陵，并写下汉文诗句：“中山门下，低首策马，两军交战事堪悲，心伤欲碎难回首。”

    松井石根这种掩耳盗铃的思想，并非他个人的异想天开，而是来自日本源远流长的、以“大东亚共荣圈”为核心的强盗逻辑和战争哲学。这套强盗逻辑和战争哲学，在昨天曾经鼓舞了上千万日本士兵义无返顾地走向战场和死亡，在今天则继续支撑着相当数量的日本政客和日本国民拒绝对战争罪行进行反思与忏悔。

    “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类似于纳粹德国的“生存圈”理论，不过更有其独特的历史渊源，这就是“八纮一宇”的皇国思想。

    “八纮一宇”一词，出于日本最早的编年体古书《日本书记》中“兼六合以开都，掩八纮而为字”的句子。传说是古代的神武天皇发布的诏令，意思是合天下为一家，其家长为万世一系的天皇。一九零三年，日莲派宗教家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