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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没有硝烟的生死搏斗
    古代中国是日本慷慨无私的老师,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在《激荡百年史》中承认:“古代的中国拥有非常先进的文明,对日本人来说,常常学习中国,是一个莫大的恩惠。”然而,近代以来,由“学生”的身份摇身一变而成为“老师”的日本,却对中国张开了血盆大口。早在清代末年,日本政客就悍然声称:“中国人与日本人不同,如果兵力足以控制其民众,那么中国人无不帖然服从。”

    一八七九年,日本吞并琉球群岛,处于内忧外患中的满清政权无暇顾及这一远在海外的属国。当时,美国前总统格兰特来亚洲访问,中方托他居中调停。格兰特到达日本之后,两次给李鸿章写信,信中说:“我很盼望中国能够自强,但是日本有很多奸人愿中国日渐衰弱,他们好趁机图得便宜。”

    随从格兰特访问的杨约翰,后来成为美国驻华公使,他在信函中说得更加直率:“在日本人心中,每视中国弱,自家强,所为无不遂者。彼既看不起中国,则无事不可做,日本既如此,则他国难保无轻视欺凌之事。”更值得中国反省的,是杨约翰下面的几句话:“中国如果愿意真心与日本和好,不在条约而在自强,因为条约可不照办,自强则不敢生心矣。中国大害在弱之一字,国家譬之人身,人身一弱则百病来侵,一强则外邪不入。”

    在抗战的硝烟中,越来越多中国的爱国志士们体认到了这几句肺腑之言。

    气势磅礴的抗战图景,是由每一个中国国民的抗战汇聚而成的。在五四时代呼唤个体独立、精神自由的作家郁达夫,就是抗日洪流中一滴晶亮的水珠。

    抗战爆发之后,郁达夫像一枚蒲公英一样飘向南洋,那里是抗战的另一个战场。最初,郁达夫在新加坡主持多家报刊的编务,以笔为刀枪,痛斥日军的暴行,歌颂同胞的英勇。一九四一年,郁达夫在一篇纪念“九·一八”十周年的文章中写道:“不抗战,我们决不会使这伟大的实力,能发扬光大得如此之速。不抗战,我们的团结坚忍之美德,也无从使世人看到得这样的显著。”郁达夫火一样热情的文章,鼓舞了无数的海外华人,增添着他们抗战必胜的信心和勇气。

    太平洋战争爆发,新加坡落入日军之手,郁达夫被迫开始了新一轮的流亡。

    郁达夫生命的最后一站,是处于日寇统治下的苏门答腊。

    这四年,是他一生中最艰苦困窘的一段岁月,也是他一生中最光彩照人的一段岁月。以他这样一个名满天下的大作家的身份,却必须化名为“赵廉”,伪装成为一个庸俗的商人;面对着多年来痛恨得咬牙切齿的日本侵略军,他却还要强颜欢笑。已经身为酒厂老板,又是长期嗜酒如命、不可一日无酒的郁达夫,为了随时保持头脑的清醒,竟毅然戒酒。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郁达夫神秘失踪。这位鲁迅最好的朋友,像鲁迅那样实践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誓言。

    日本学者铃木正夫多年来致力于破解郁达夫死亡之谜。作为一个日本国民,他带着否定郁达夫被日本宪兵队杀死的想法去做调查。但调查结果与他的设想相反:原来,那个下命令杀害郁达夫的宪兵队长尚在人间,只是畏罪隐居乡间。

    经过多次访谈,耐心说服,并且答应不告发不追究其罪行,这个杀人魔王终于交待出杀害郁达夫的真相。当时,日本军部知道了“赵廉”就是郁达夫之后,劝说他去东京或上海,都被严词拒绝。正在等待如何进一步处置郁达夫时,日本宣告投降。日军知道郁达夫掌握了他们大量的侵略罪行,当地宪兵在奉命在撤退之前对郁达夫下手。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晚上,日军派出四名宪兵,找一个印尼人诱骗郁达夫出门。开车到荒野之后,将郁达夫活活掐死。

    已经八十多岁的老宪兵依然悠哉游哉地活着,他运用种种手段逃脱了战后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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